朱理治谈关于陕北肃反问题

关于陕北肃反问题的补充报告

朱理治

（1942年12月1日）

任弼时、高岗同志并请转大会主席团及陕北肃反委员会：

我深刻认识到，因我之过失所导致的陕北革命遭受的巨大损失，对于党对我所施加的任何处罚，我都将毫无保留地接受。

我向你们和党郑重承诺，我绝不会选择第一条或第二条道路，唯有坚定不移地跟随党的步伐。

在这七年的光阴里，尤其是近两年的时间，我日复一日地热切期盼党组织能够将陕北肃反这一历史冤案彻底查清，如今，这一契机终于降临了！

然而，一方面，由于我自我反省不足，加之记忆力不佳，尤其是在第三天发言时，面对众多百（实为一百）位同志的提问，他们各自凭借个人记忆与想象提出问题。正当我准备回答某个问题时，新的问题紧接着又接连而至。

有些往事，经年累月，七载光阴如梭，恍若隔世，一时间竟难以追溯。于是我只能宽慰自己说“忘掉”，然而此举反而引起众人更多的猜疑，令我愈发焦虑不安，神经亦随之愈发紊乱。

审视我前三次的发言记录，宛如梦境中的呓语，这让大会的同志们对我心生疑窦，怀疑我是否有所隐瞒，或是怀有阴谋。如今局面已至此地步，除了自责之外，我还能有何言说！

首先，我谨将所有问题，依据我最后的党性原则和尽可能的回忆，逐一记录于此。恳请各位同志再次花费一些宝贵时间，将这些内容弄懂，这便是我唯一的期望！

我坚定地要求，且坚信，当前我党必能将问题真相彻底查明。

朱理治

一、我来陕北前是否叛徒

1. 我的个人历史，尤其是我在白区期间的经历，关于是否曾遭遇逮捕并可能发生变节的问题，中央组织部经过长达两年的深入调查，可以说对其结论深信不疑。

一年前，陈云同志亦曾出具一份书面结论，用以证实我在抵达陕北之前，未曾遭受过捕俘或变节之嫌。该文件至今仍妥善保存在我手中。

2. 关于张胖子所言，据回忆，七年之后，中央进行调查，结果认为其说法缺乏依据。

3. 张胖子仅提及北方遭受的巨大破坏和特科机构的破坏，这如何能作为我曾被捕叛变的证据呢？实际上，北方有许多同志在此，他们都能证实我并未被捕叛变。

4. 当北方遭受严重破坏之际，那是在一九三三年的寒冬时节，而我直至次年四月方才踏足北方。

5. 我并非北方局的书记。实际上，北方地区由中央派遣的北方代表陈铁真同志全面负责。在我抵达那里时，我担任的是省委组织部长一职，随后则临时代理省委书记，最终则成为副书记。

6. 我未曾担任过特科领导，亦未曾因特科之事被捕。如需了解详情，可致电当时的中代陈铁真同志，或直接向其秘书李华生同志咨询。李同志现供职于中央党务研究室。

二、来陕北前组织上给我什么任务

我乃中央驻北方代表陈铁真同志所派遣，其对我所下达的指示，详尽内容可参照他致陕北及陕甘边特委全体同志的信函。除此之外，他还附有专门的军事指示信，总字数超过四万字。我抵达此地后，在政治、军事、组织及肃反等方面所采取的行动和路线，无不严格遵循了这些指示。

指示信所秉承的核心宗旨，旨在抵制右倾取消主义。其中明确指出：

在思想上与实际工作中，对于右倾取消主义的抵制斗争尤为残酷无情。自由主义与调和主义的立场，我们绝不容忍。

对右倾取消主义与机会主义式的自由主义而言，其本质是对帝国主义的纵容，对革命事业的无情打压。

此右倾取消主义运动表面上标榜以蔡子伟、黄子文等人为其领军人物，然而，若深入剖析其内容实质，却显露端倪。指高岗、刘志丹同志的正确方向。

他虽未直言指令我行篡党、篡政、篡军之举，却指定我遵循其所谓“中央正确路线”——实则乃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以对抗所谓的“右倾取消主义路线”。如今回望，这一路线显然是正确的，因而若能坚定地贯彻实施，不可避免地将导致篡党、篡政、篡军之果。

自然，这条路线是基于五中全会及北方会议的决议所制定的。当时，我对这一路线持坚定的支持态度，坚信只要紧随这一路线前进，必定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

他赋予我代表团书记的职务，同时委派聂洪钧同志负责军事事务，这实际上已经预示了我将篡夺党的领导权，而洪钧同志则将篡夺军事指挥权。

三、郭洪涛同志究竟供给了我些什么材料

依据洪涛同志及其派遣的鲁贲、王胡子同志的汇报，我们一致认为洪涛同志是陕北政治领域最为信赖、能力卓越的同志。

身为一名外来干部，我深知自己与当地干部并无瓜葛，且未曾参与过苏区的工作。因此，自我抵达此地，一切事务无不依赖他的指导与协助。

我自身至今仍保留着这一习惯，那就是难以接近多数干部，仅依赖一两位同志负责具体事务，而我则得以利用空闲时间进行阅读和撰写文章。

翌日陕北的黎明，我们便约定在山丘之上展开一番交谈。我坦言：“在这片土地，我对一切尚感陌生，所有事宜皆需仰仗你的指导”，自此，我的每一件事务也都始终依赖着他的支持与协助。

抵达此处后，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投入于阅读与撰写文章，因此，我的素材来源几乎全部源自于他。这一点，无疑也反映了我个人的主观倾向。

他提供的资料中，关于这次整风运动的细节有哪些呢？

（一）陕北干部的简谱：

1. 陕北是他用三支枪创造出来的，他是陕北群众的领袖。

2. 刘志丹同志身为一位出身于白军官僚、地主家庭的军官，其性格阴郁狡诈，战场之上亦曾显得动摇不定，畏首畏尾，惧怕死亡。在遭受敌人围剿的危难时刻，他曾选择闭门不出，躲避战火。

3. 高岗同志曾犯有过失，其党籍一度被除，并涉嫌侵犯女性。

4. 马明方代表陕北富农

5. 张秀山同志出自白军，与刘、高同志同属一伍。

（二）刘、高等人与左派的关系及其可疑之点：

1. 在刘、高的庇护下，蔡子伟、黄子文、张文华在陕甘边地带犯下了诸多恶行。对此，他持坚决的反对态度，因此决定将蔡子伟调往陕北进行考察。至于刘、高如何表达对右倾的反对，他并未对我透露详情。

2. 高岗同志涉嫌与西安的一个身份不明的秘密团体有联系，并从中吸纳了众多身份成谜的人员至陕甘边地区。他在提出二十二个问题时，针对我记忆力不佳的弱点，首先指出我曾提及高岗同志与西安的右倾派有关。然而，北方局并未向我提供相关材料，那么我的这些信息又是从何而来呢？

3. 他提及杨森同志与第三党有所关联，且其身份亦被界定为第三党的一员。

4. 刘、高、张三人采纳了右派的政纲，深受其影响。这一立场可通过具体事例得到证实：右派意图抵制陕北的正确路线，因此拟定了一封指责陕北路线为立三路线的信件。刘、高、张对此信表示赞同。

5. 横山战败，疑点重重。

6. 刘、高对我产生了疑虑，这一点的具体证据在于他们分别写信单独向他说及张胖子的事宜，这一点颇值得关注；他特意将信件展示给我，并隐晦地流露出刘、高对我生疑的暗示。

既然刘、高对我有所猜疑，他们分别写给他的私信，他却转交给我，这难道不是明显的挑拨离间吗？

我对刘、高的态度产生了疑虑，因为他们先前是反对张胖子言论的，却突然转变立场，称其言论值得关注。

这些资料均为洪涛同志提供于我和聂洪钧同志，而我、洪涛与洪钧亦共同向陈子华（程子华）、戴季英、徐海东同志提供所需。

因此在陕北开展肃反运动之前，对刘、高二人便有所猜疑；随后的日子里，戴季英便依据这一材料向蔡子伟、张文华进行了咨询。

蔡、张二人竟供称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等同志为右派，我们非但未能依据他们的卓越贡献来坚决驳斥这一供词，反而对此深信不疑。

关于洪涛同志，我具体还提供了哪些材料，我的记忆已模糊不清。但可以肯定的是，我所知道的一切，都已尽我所能地记录下来，对洪涛同志，我未曾有任何隐瞒。同时，我也确保没有冤枉任何人。

四、肃反计划

在天津未来陕北的前夕，北代决定首先采取思想斗争的策略，即通过开展反右倾和取消主义的斗争，以孤立陕甘边区的右派势力，进而对其予以逮捕。

在探讨具体措施时，他提及了张国焘与陈昌浩所著的《肃反》手册，并在其指示信中明确指出：“目前，我们特地将鄂豫皖地区肃反工作的经验传授给你们学习”。遗憾的是，由于时间紧迫，该手册未能及时誊抄并携带至陕北，不过我本人已曾研读。

自抵达陕北，我便与洪涛同志携手并肩，共同投身于这场斗争之中。

省委召开的扩大会议、文安驿的会议，以及我起草的数份文件，包括扩大会议的决议和三次围剿的决议，还有洪涛同志撰写的扩大会议宣传大纲，实际上都指向了一场以反对蔡子伟同志为代表的右倾取消主义路线的会议和文件。这不仅仅是对刘高同志正确路线的反驳，更是确立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陕甘边地区全面主导地位的斗争。

在投身这场斗争的过程中，我们在陕甘边遭遇了阻力。据传，我方派出的碧孩儿（惠碧海）在推进土地分配的斗争中，遭遇了张文华所率领的右派势力顽强抵抗。

此刻，刘高未能贯彻洪涛与我关于攻打瓦窑堡的策略，他们转而进攻横山亦告失利。

此刻，二十五军抵达。我和洪涛、洪钧等同志向他们汇报了边区右派活动的具体情况，同时，也将先前所提及的刘、高两位同志的情况一并告知。

二十五军方面进一步指出，张汉民所供认的内容显示，陕甘边境存在右派势力，而协助当地开展肃反工作，正是二十五军进驻此地的任务之一。

加之他们沿途目睹了反革命标语，并以此引申出“苏区若不肃清反动势力便难以稳固”的观点，因此便断定此地右派势力猖獗，亟需进行肃反行动。

自二十五军抵达，我们便对其深信不疑。经过我、洪涛、洪钧、子华的深思熟虑，决定由聂洪钧同志担任军委主席，徐海东同志出任军团长，刘志丹同志担任副军团长，陈子华（程子华）同志担任政治委员，而高岗同志则暂代政治部主任，后正式担任此职。

徐海东同志指出，二十六、七军的机枪使用不够熟练，建议集中使用；我对此事也感到困惑不解。一方面，我坚信二十五军具备出色的战斗力，另一方面，我打算以他们为主力。因此，我便写信将机枪调拨给了他们。

徐海东

脸伤是子弹造成的。

自此，我们召开了两场由两个省委合并而成的扩大会议，其核心宗旨在于坚决抵制右倾取消主义，并进一步弘扬我们坚持的左倾路线。公开抨击了张秀山，实则亦对刘志丹、高岗同志进行了打击。

洪涛撰写了一封关于反对右倾取消主义倾向的组织指示信，而我则执笔撰写了一篇旨在反对右倾取消主义，捍卫列宁主义思想的论述。这篇文稿直至肃反运动启动后方告完成，因此，我也将肃反运动后的相关材料融入了其中。

同时，鉴于肃反工作的必要性，我们不得不精选经验丰富的干部来负责此项重任。陈子华（程子华）同志便向组织推荐了戴季英同志，他曾担任张国焘在鄂豫皖地区肃反行动中的审讯科长一职，因此便被委以主持肃反工作的重任。

徐海东同志虽态度坚定地持反对意见，却并未对肃反路线本身作出负面评价。他仅仅是指出，该路线的执行者品行不端，生活作风堕落，且玩弄权谋之术。

深信鄂豫皖地区肃反斗争的辉煌成果，因此我们依旧委托他负责肃反工作。特别强调，他应与洪涛同志保持密切沟通，审问过程中也应邀请洪涛同志共同参与。

戴季英同志参与鄂豫皖地区的肃反行动，是在极为隐秘的环境下进行的，以至于连省委书记亦未参与其中。因此，戴季英同志并未经过洪涛的审核。

起初，我对鄂豫皖地区的经验表示出极大的尊重，因此并未提出异议。然而，自那之后，每当涉及口供事宜，我都主动向洪涛同志汇报，并且后来更是邀请他亲自参与审讯过程，实际上这也就意味着我已完全融入其中。

起初，我仅参与了几次审问，之后便由戴某独自负责审问事宜。

问题逐渐显现出严重性，我随后亲自参与了数日的审查工作。尽管洪涛同志并未全程参与审查，但事实上他也是参与了，只是次数比我少了一些。关于这一点，我在扩大会议上已经提及。然而，洪涛同志却又在二十二个问题中特意提出，因此在此有必要再次强调。

第十五军团挥师南征，聂洪钧同志奔赴前线。我、郭、聂、陈（程）等同志紧急商议，决定先行拘捕张文华、黄子文。同时，聂洪钧同志被委以重任，就近指导陕甘边特委展开肃反工作。尽管当时尚未决定对刘、高以及第二十六军干部采取行动，但刘、高二人已显露出可疑迹象。这些举措，便是肃反工作启动前的会议计划和准备工作。

五、肃反的开始情形

首捕张胖子。

在我抵达陕北之前，众人便对他是否假冒中央代表产生了猜疑，然而他一见到我便直言不讳地称我为叛徒。

我之所以对他有所关注，是因为他与上海党组织有联系，并且持有药水。此外，中代陈铁真同志提及中央局将派遣人员加入代表团，他或许就在其中？

因此，我和洪涛同志为他进行说明，并邀请他加入代表团，同时赋予他一份职务。当时代表团规模是三席还是五席，以及他获得的职位是军委副主席还是政治委员，我已记不太清楚，可咨询洪涛或其他同志。总之，当时代表团似乎并未召开过会议，他也未曾真正在军委担任过职务，实际上这只是赋予他一个名誉上的头衔。他不善工作，举止疯癫。

聂洪钧同志自上海抵此，得知张胖子并非上海派系所遣，加之聂洪钧亦被指为叛徒，众人对其心生疑窦。因此，大家一致决定将其暂时扣留。

在他被扣留之后，他随即示意张秀山，希望刘、高二人能予以接待，并要求张秀山引领二十六军一同前行。张秀山便立即将此事上报给了我们。该人约在九月十日左右遭到拘捕，我直至中央机关抵达才对他进行审讯。在此之前，戴季英负责了他的审问工作，而该人未曾提供任何口供。

第二个被捕的是红大的张文舟、赵其明（赵启民）等三人，这三人是洪涛提出来要捉的。

张文舟在抵达中央之前，对案件进行了审查。赵其明，亦即赵启民——一位体型肥胖的男子，目前似乎在留守处的供给部担任职务——直至我将案件梳理得渐趋明朗，并对戴季英提出批评后，戴季英写信告知我，又有了新的证据出现，而赵其明正是他提出的最新证据。

在审讯过程中，他坚不吐实，一旦遭受刑罚，便会胡乱供述，言辞之间漏洞百出。

第三个被捕的是张文华。

大约在九月二十六日，由于个人事务繁忙，我便安排了洪涛参与审阅工作。然而，遗憾的是，我并未提前通知洪涛。

次日，戴季英写信告知我。张文华在未遭受刑讯的情况下，便交代出了蔡子伟、刘志丹、高岗、杨森、张秀山等众多人物的姓名。

我判断蔡子伟亦是右翼阵营的一员，因此下令将其逮捕。蔡子伟于九月二十七日不幸落网。

戴又给了我一大堆口供。供词中，刘、高以及二十六军的高级干部名单亦一一被揭露。

我向戴季英同志说明，关于这个问题，需先咨询张秀山同志的意见方能得知；当时洪涛同志已前往瓦窑堡，我意欲与他商讨一番，探讨如何向张秀山同志请教。

然而，那晚戴季英便对张秀山实施了逮捕；尽管我心存异议，当时却并未对戴季英的行为提出批评，因为我也无法断言他此举便一定有误。

直至我几乎厘清了问题的来龙去脉，方才开始对季英同志提出批评。实则，若当时选择不予以批评或未立即将其释放，这在某种程度上亦等同于默许。

六、陈子华（程子华）和我及戴季英三人会议的情形

捕获张秀山后，我意识到事态愈发严重，因而立即写信给洪涛，催促他火速返程，同时邀请陈子华（程子华）以及我本人共同对张秀山进行亲自审讯。

九月的二十九日前后，黄昏时分，我与陈（程）、戴三人一同置身于永坪保卫局的一间小屋内，进行审问。

我清楚记得，在审讯张文华的过程中，我们始终秉持和平的态度进行询问，最终并未从他口中获得任何口供。这一事实充分证明，戴季英曾写信告知我“未经拷打，高岗、刘志丹便供出了他人”的说法是错误的。

陈子华（程子华）道：“吊！”

张文华坦承其为右派，随后依据张文华过往的口供记录，逐一质询——向他提问，他便——如实作答。

后来又审蔡子伟，蔡初坚称未曾参与，直至沉默了将近十五分钟，方才在无奈中承认自己曾属右派行列；继而又遵从先前供述，声称刘志丹等人亦同属右派。

戴季英在本次大会及会后透露，张秀山同样接受了审问，且已提供口供。然而，我对此记忆模糊，不敢妄加评论。

然而，不容置疑的是，张秀山在我们进行首次审讯后的第一天或第二天，便提供了口供。这与他所言不符，他声称直到被捕后的一二十天内，在我首次在瓦窑堡审问他时，他才有口供。

此可证之。

首先，陈子华（程子华）在我们完成亲自审讯后的短短两三天内便奔赴前线。他在前线汇报称，张秀山已经供出了口供，聂洪钧和郭述申同志可以作证。

不久在亲自审讯后的两三天内，郭洪涛返回，我便向他透露了张秀山已供认不讳的消息。

据此，戴季英的叙述以及我个人的记忆，以及聂、郭述申同志的回忆，均显示张秀山在入狱不久便已作出供词。这与他所声称的，直至二十几天后才在首次审问时供出，实有不符。

经过审问，我、程戴二位随即在原地组织了一场代表团会议。鉴于洪涛的缺席，与会者仅限于我和程戴二人。此刻，陈子华（程子华）及戴季英同志对这份口供深信不疑。他们之所以如此坚信，主要基于以下三点原因：

（一）根据洪涛所贡献的材料。

（二）关于鄂豫皖地区以及二十五军进行肃反工作的系列经验与思想方法。

（三）或存二十五军吞并意图。

我持三分信任，七分保留态度。信任的成分源于：

（一）鉴于洪涛提供的他们所绘制的简谱，有人指出其中存在右倾倾向，因此他们在政治立场方面略显可疑。

（二）关于刘、高所宣称的二十六军击败白军的说法，若将其视作反革命行为，则显得难以解释。

（三）即便以个人利益为考量，我也代表书记及省委书记的角色，刘、高二人身为军事工作人员，与我亦无个人恩怨；

固然路径各异，然而相知已三月，二十六军依旧恪守军令，彼此之间亦无任何嫌隙可言。

然而，我孤身一人来到陕北，对于二十五军并无任何熟人。尽管与二十六、七军共处数月，众人对我颇为友善，而我亦未曾存有对他们不利之意。

（四）若轻易轻信口供，随意抓捕他人，不仅对革命事业充满风险，即便不考虑革命大局，单从个人地位和事业发展的角度考量，亦是极不利的。

在此次会议中，辩论之声此起彼伏。我直言：“这份供词难以采信”；而他们则回应道：“反革命分子若不抵抗，便不会屈服。”

这被视为反革命手段，鄂豫皖的许继慎也是与他们立场相同的人。

我指出问题规模庞大，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核实。陈子华（程子华）向我提问：若他前往前线后遇到问题，责任应由谁来承担？

经过一番犹豫，我最终向他坦言：“若你们仍感不安，不妨让刘志丹、高岗两位同志返回后方，那时我的初衷仅仅是希望他们去后方任职。”

左起：贾拓夫、郭洪涛、阎红彦、吴溉之

七、郭洪涛同志在肃反开始后的表现

洪涛同志在收到信件后返程，我遂向他询问：“张秀山同志是否被划为右派？”起初，他予以否认。

分明是蔡子伟和张文华都选择了屈服，而张秀山却自己坦白了，对此他无言以对，并未像他宣称的那样“以生命捍卫他们”；我也没有提出“将他捆绑起来”的要求。

但隔了几天蔡子伟、张文华、黄子文、张秀山、江旭的口供越来越多起来了，前方并来信问习仲勋、李景林等是否是反革命？

我询问他名单详情，当时他对二十七军以及陕北地区的干部，表现出了极大的支持。然而，针对刘、高所领导的二十六军以及陕甘边，他仅推荐了习仲勋和黄罗斌等少数几人。这一情况，使得刘志丹产生了更多的疑虑。

洪涛认为他仅提供材料并未参与肃反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刘志丹的召回，实际上是我与陈子华（程子华）、戴季英共同作出的决定。至于软禁，是他提出的建议，而我亦表示赞同。洪涛曾与我商议，“待刘志丹归来后，应将其安置在省委机关，并对其进行监视与软禁”，这一点在二十二问题中已有明确承认。然而，我后来却忘记了这一细节。

八、中央红军到了静宁为什么不接还要肃反？

恰在此时，前方传来消息：中央红军已抵达XX地域，并提议组织力量前往迎接。

在这段岁月里，尽管我日复一日地试图厘清陕北的问题，却未曾料想它竟演变成一个棘手的难题。因此，我未曾对此进行过回顾。

在连续三次发表意见时，与会者纷纷聚焦于这一问题，对我进行追问。一时间，我竟陷入了回忆的困境，随着追问声的加剧，我的记忆越发模糊，神经随之陷入混乱。这让大会的同志们开始对我产生怀疑，怀疑我背后隐藏着政治阴谋。

洪钧在信中提及，据他从截获东北军电报中获得的情报，中央红军已抵达某地（前次会议中同志们曾提及为静宁），故他特来询问省委对此有何指示。

目前军委成员均已奔赴前线，子华同志可能亦随同前往。关于这一点，我的记忆有些模糊。之后，我连同洪涛、季英等人（查阅第三次发言记录可知，我在大会上误称洪涛同志已上前线，实则并非如此。这并非有意撒谎，而是那天在大会上的紧张情绪让我出现了失误。实际上，洪涛同志当时并未前往前线。我记得我和洪涛曾联名给前方写信，内容主要是提醒十五军团不要远离根据地，我们将在附近牵制东北军，既是对中央红军的支持，也是迎接中央红军的策略。至于具体的牵制方法，信中并未详细说明。）

为何我和洪涛同志做此决定？

（一）未曾料想，中央红军竟然陷入如此困境。

昔日，我们频繁宣扬中央红军拥有数十万之众，实则不过是自欺欺人。因此，我们估计中央红军至少拥有数万之众，至于他们是否将抵达边区，尚存疑问。即便他们到来，我们仅需稍作牵制，东北军便足以应对。回顾过去，当二十五军抵达边区时，我们并未派遣队伍前去迎接。

（二）若十五军团撤离边区，恐致边区丧失其稳固之基。

（三）在部队内部，尚存一些疑虑，例如右派成员的供述尚未完全明朗，但尚未出现不欢迎中央红军的情绪。首先，我那时对中央的领导层抱有尊重；其次，我的个人品质或许与张国焘相似，但那时的能力与地位，绝不可能使我萌生与中央对抗的念头。

自那封前线的来信之后，已过去十天至半月之久，未曾再有关于中央红军抵达边区的消息传来，心中不禁猜想中央红军或许不再到来。然而，确信中央红军已抵达边区，是在收到中央同志洛浦在下寺湾的来信之后，因此，肃反运动依旧在有序进行中。

洪涛便趁机拿捏我记忆力不佳的缺陷，在二十二个问题中，质问我为何缺席迎红军的活动。仿佛他并非身处省委机关，又仿佛他站在支持的一方，而我却持反对意见。

事实上，当时他任职于省委，对于十五军团计划撤出边区，他情绪激动地表示：“如果部队离开了边区，他们会不会就此不再归来？那岂不是意味着边区将面临失守的危机？”

信上是我们共同签名。洪涛阴险毒辣，今始识之。

九、刘志丹同志被捕的经过

陈子华（程子华）抵达前线后，翌日，前方便作出决定，要求刘志丹返回。而他回后方的决策，实则由我、陈（程）、戴三人共同商定。

那时，我和洪涛同志曾计划将他调至省委机关，意图对他进行软禁。然而，他抵达军委机关后，戴季英便将他带到保卫局，随即实施了扣押。

我从洪涛同志口中得知，刘志丹同志已经返归，不料却遭保卫局的逮捕。同时，他们亦欲拘捕特务员伟德（魏德），幸得他设法将其保释。

“兹奉代表团书记黄岗之命，押送此犯前往会面。若该犯途中逃脱，可予以逮捕。”此命令出自前方某机关，然我已无法确切回忆起具体是哪一机关了。

戴季英告知我，后方的情报部门截获了他的信件，而他本人也在途中目睹了这一情况。

戴某亦表露出惊疑之色，而我对季英并无指责，亦未果断决定释放刘志丹，这正是刘志丹同志被逮捕时的情景。

戴季英在会议上声称，他抵达刘回省委时曾询问我处理办法。实际上，是洪涛同志带领刘至保卫局，戴季英的这一说法是不实的。因此，此事的调查应当轻松明了。我要求大家务必详尽调查，以确定究竟是谁对党忠诚度存疑。

洪涛同志向我提出了二十二个疑问，询问为何原本只是软禁，却转变为逮捕。对此，他显然最为明了。关于逮捕刘志丹一事，他的消息比我还要早，正是他告知我刘志丹被捕的。

在会议期间，有同志向我提出质疑，询问既然刘已经查到了捕捉他的信件，戴也表示了动摇，那为何我还要采取捕捉行动？

实际上，戴在将刘抓获后，方始向我通报此事，事先并未就刘的归来向我作出任何告知，至于将刘拘捕，更是未曾有此指示。

至于提及他的“动摇”，那是我所述，我在说季英同志在肃反运动中始终坚定如一，然而，曾有一回，他表现出过动摇之意。这发生在刘志丹同志在路上见到捉拿他的信件时，尽管如此，刘志丹同志仍旧选择返回，这一举动曾令季英同志感到惊讶。这一经历，他自己早已淡忘，而这一切，则是我代表他提及的。

然而，刘的归来，却是他亲自所擒，事先并未向我通报，这一点他理应坦率地承认。

十、审问经过

刘志丹同志被捕之际，我便深感事态之严重，随之，在事件发生后，我的忧虑愈发加剧。耗时五至六日，本人亲自对之进行审问，并亲自施以拷打。

起初，我对这些情况感到愈发困惑。据蔡子伟、黄子文、张文华、张秀山、江旭等人所述，他们在那座山上的庙宇中举行会议，商讨了哪些内容？会议是如何组织的？我还将这一信息告知了洪涛，他也对此深信不疑。因此，我立即指示戴季英写信至前方，确认了这一情况。

一者，未错抓无辜之人；陕甘边区的肃反斗争亦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对此，我亦有所贡献。

其次，我深刻地感受到，与陈子华（程子华）、聂洪钧、戴季英之间，我们四人已然达到了一致。这源于自从那场陈子华（程子华）、戴季英与我三人的重要会面之后，我与陈（程）、聂、戴三人之间的隔阂已逐渐消弭。

他们对我的信任深信不疑，而我的信念却仅停留在两三分；陈子华（程子华）察觉到我的动摇，戴季英则直接与前方取得联系。季英本人也坚信，有几封信是未经我审阅便自发寄出的；在我未曾正式作出决定的情况下，张秀山和刘志丹便被拘捕了。

戴季英将聂洪钧亲笔寄予他的信件交予我审阅，信中谈及肃反议题时指出：“须摒弃麻木不仁的态度”，其意所指，显然是我本人。

聂曾向我透露，在东北的肃反运动中，方志敏亦有所动摇，这让我深感忧虑。他先前提及肃反事宜，欲亲自领导，如今却直接指令戴季英，并在前线大肆屠杀，此举并未获得我的批准。

因此，那几日，因彼此间的距离感而心生忐忑；直至那个夜晚，当确认那些口供均为事实之后，心中便涌起一股释然与轻松，随即催促季英即刻写信至前线，告知他们后方的调查已证实无误。

次日我询问他信是否已撰写完成，他回应说信件已然寄出。若这封信是高岗同志前线的行动依据，那么这便是我所写的信件。

然而，这封信并非我亲见，其具体内容我一无所知。不过，紧接着，高岗及其余数十人皆被悉数捕回。

就在我对洪涛深信不疑的翌日夜晚，我邀请他一同前往审问。我们抵达秀山时，他放声大哭，并向洪涛倾诉道，他个人生死并不重要，二十六军的安全才是重中之重。他的意思是，他已经深陷反革命的陷害之中，毫无希望。

夜已深至，特务员手持手电筒引领前方，洪涛紧随其后，我则殿后，我们四人步履沉重，悄无声息地前行。秀山的哭声在我心中激起了深深的痛楚，我坚信其中必有难以言说的冤屈。

我率先打破沉寂，询问洪涛：“你现在的感受如何？”然而，洪涛并未给出回应。

我接续言道：“其中必有不公。”洪涛对此并未多言。

于是，我于次日再次进行审查，然而并未发现任何矛盾之处，心中却始终感觉其中必有蹊跷。

第三天发现鬼在杆子上。

张文华手持棍棒质问：“爱玉，你是否为右派？坦诚回答，我可以宽恕你投案自首。”

他回答“不是。”

我怒斥道：“你这个反动分子，竟然还敢隐瞒！再敢如此，就给我狠狠地教训！”

他又说：“是呀！”

我又道：“我这是有意试探你，你竟敢故意陷害我们同志，真是该打！”

他又说“不是。”

我再次向史秀英求证，她的回答亦如出一辙，全然依赖于棒子的言辞。

张文华哭诉道：

“我原以为顺应你们的意愿给出回答，能减轻痛苦，却没想到你们真正意图是要彻底查清，这样一来，我的生命恐怕就堪忧了。至于刘志丹、高岗等人，他们的事与我无关，若你们仅凭我的口供就抓捕他们，那我还能保住性命吗？”

我原本深信不疑的态度，如今已降至七八分的疑虑。我在思考，为何鲁鄂豫皖地区会采取戴季英的方法来肃清反对势力？

鄂豫皖地区存在肃反中心论的偏差。据此，我推断当时鄂豫皖地区同样存在着“左”倾错误。

十—、肃反指示信的内容如何

鉴于目睹了刑讯逼供、指名索供以及滥杀无辜的恶劣行径，我撰写了一封指示信，想必你们已寻得。关于此事，我不再赘述。

我仅记得大意。

在第一章节中，我们见证了过去右派以党内右倾取消主义的形式浮现，经过一番党内斗争，其真实面目已然暴露无遗。对此，我们的肃反行动无疑是正确的。在此，所提及的右派成员包括蔡子伟等人，而并非刘、高。

在第二部分中，强调的是避免直接指名提问，禁止使用刑讯逼供，以及不应将党内错误与右派思想混淆。同时，提倡实施自首宽大处理的政策。

在第三章节中，对刘志丹进行了指责，指出他被右派势力所操控，利用其声望作为掩护，为其非法活动提供便利。

洪涛细读了这封信，对其内容赞赏有加。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我，若我未将其公之于众，那便是谎言；而他连续提出二十二个疑问，质疑我为何发布此文件，显然是在故意误导大会。

此信我曾分送予前线部队一份，关中地区一份，陕甘特委一份，马明方、王达成各一份，或许亦送达了神府，同时，我携带着三十余份进呈中央，并转交数位同志审阅。

据悉，该信件尚未被送达。根据李景林同志在会议上的发言，他在中央下寺湾停留四天后方才收到，并坚信此信旨在纠正肃反工作中的失误。因此，他推测中央是在抵达后才特意撰写此信，以示故意纠正。实际上，这封信正是康生同志所保存的那封。

信的作用，结论自在其中。

诚然，此信初衷在于矫正滥捕滥杀的弊病，以及对指名供词和过度依赖肉刑与口供的错误做法。然而，其中插入了对肃反工作的评估，并未明确指出其根本错误，反而将其视为正当，仅认为在肃反方法上的修正无法产生显著影响。

后面骂刘志丹不对。

彼时，心中萦绕着这样的想法：若我捉错了你们，待我释放你们之际，你们亦需承认过错。在撰写此文时，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至于意图肉体上消灭刘、高或二十六军首领，实无此意。

十二、决定洪涛到前方的意思

在筹备撰写关于肃反的指示信的前一日黄昏，我邀请洪涛一同前往省委机关前方的那座土墩上进行了一番交谈。

我向他告知，目前的证据普遍表明刘、高等人系被冤枉的。

郭即质问道：“张秀山不该被拘捕，你们为何在拘捕张秀山时没有事先与我商量？”

我说：“我仅仅是想询问张秀山，却被戴季英强行绑了起来。”

郭未表示什么。

我继续说道：“无论如何，我们终究需要设法将他们释放。一旦他们获释，未来难免会有许多纷争与争执。然而，无论如何，我们绝不能违背良心行事。”

我随即与他商谈，建议他前往前线对红军进行慰劳，并对当地干部进行安抚，以防止发生暴动；因为那时我深感，一旦发生暴动，局势将难以控制。同时，我告知前线，刘、高等人已被证明并非右派，而是党内的地方封建势力，我们计划予以释放；并要求前线停止大规模杀戮，不要再随意逮捕无辜；我还告诉他，聂洪钧行事较为蛮横，建议他先说服子华，并告知他此行只需短暂停留，以便共同商讨处理办法。

在大会上，洪涛首次开口发言，旨在表达他坚决反对肃反扩大化的立场，因此他向大会汇报了自己请求前往前线的意愿。然而，当他第二次发言时，为了让我承担首要责任，他又转而称我暗中策划，使他误以为必须前往前线。反复无常，已达极点。事实正如所述，至于他前行后的表现，我不得而知。

此刻，后方局势同样动荡不安，我心中焦虑，生怕发生暴乱，届时恐怕局面将难以控制。然而，若要立即释放刘、高等人，又担心前方会不同意，因为右派势力也声称后方有一批来自第二十六军的干部涉嫌右派倾向。

我原本未曾透露此事，此刻内心既模糊于他们是否属于右派，又担忧他们可能引发骚乱。因此，在刘志丹被捕后的两三天内，我亲自下令，让戴季英将他们拘捕。

在本届大会召开之际，我进行了一番调研，发现与会同志中包括朱子休、高朗亭、杨小平、魏子俊以及刘汉武等几位。

十三、究竟谁在后方要杀人？

戴季英屡次提出，前方已有人丧命，后方亦需处决数人，以彰显震慑之效。

若有人主张杀一人，随之而来的便是众人对所有人的诛杀，只因这些人的证词仅基于几人的口供。若所杀者为真正的右派，那么他们的口供便无从核实；若是嫌疑犯，那么所有被捕者亦将面临被杀的命运，皆因他们的命运皆系于单一证词。唯有令真正的右派揭露真相，彻底查明他们的口供，方能解开这起案件的谜团。

因此，我亦未曾批准审问刘高众人，这正是刘、高未能受审的原因所在，也是后未有一人被杀的根本原因。

戴季英同志所谓我要对朱子休同志下手的说法，纯粹是恶意中伤。我并未对反革命分子蔡子伟、黄某等人下手，也未对他们进行审判；至于朱子休同志，与我并无个人恩怨，他并非重要嫌疑人，我为何要对他下手呢？

戴季英历来在肃反问题上存在严重偏差，他在鄂豫皖地区犯下杀戮罪行，即便在前往陕北之前，仅凭口供就杀害了张汉民等数十名同志。而当我要求他进行杀戮时，他却反而拒绝杀人了？在战场上的大规模杀戮，他总是主张杀人，但当我指示他杀人时，他却不再行动，这难道不令人感到奇怪吗？

此外，中央领导层已明确指派他承担主要责任，并对他进行了严肃的警告处分。当时他身处中央机构，而我则留在陕甘边区。那么，他为何在干部会议上宣称“朱理治应承担主要责任”，却未在那时或之后出示那份书面证据？

究竟是谁在幕后策划着杀戮，又有谁在默默阻止罪恶的蔓延，务必将这一切查个水落石出。

十四、自首政策，反革命的为什么优待，革命的为什么虐待？

此刻，我仍旧采取了一致的方式审视蔡子伟、黄子文、江旭三人，只要他们能够如实陈述事实，便将准许他们进行自首。

这项自首制度的构想源自我个人的思考，那是在我于白区执行秘密任务期间。当时，国民党政权日益反动，随意抓捕无辜者的情况屡见不鲜。自从推行自首政策后，滥捕滥杀的现象显著减少，被捕者亦少有冤屈，所判之罪亦多基于其反革命行为的实际情况。

鉴于这一原因，我便尝试采用此法，旨在让真正的反革命分子相信：只要他们坦诚相告，便可以自首。于是，我撰写了一部自首条例，初衷仅是希望右派人士能够说出实话，并向他们展示。然而，这部条例却意外地被广泛传播。

关于该政策的正确与否，我并不发表意见。然而，自从采用这一方法之后，右派人士的供词发生了转变。原先供出了高刘等人，但后来这些供词均被推翻。因此，我们得以得知，实际上只有五、六人真正属于右派，这一发现正是得益于这一方法。

因此，随着中央力量的介入，我坚信仅五、六人堪称真正的反革命分子，这一结论正是通过这种方法得出的。

对高、刘二人应予以优待，同时切勿对嫌疑犯施以虐待，这一点我曾向戴季英明确指出。

为了激励右派人士投案自首，我曾向他们表示，只要你们坦诚相告，我不仅不会对你们采取杀戮之策，更会为你们提供工作机会。

至于戴季英为何对嫌疑犯施以如此虐待，这责无旁贷！我未曾指示他如此行事，或许这正是他自鄂豫皖地带带来的行事风格。

我未曾目睹刘、高的身影，直至问题逐渐明朗，我内心便渴望与他们聚首，进行一番交谈，借此予以慰藉，并向他们传达安心之意，承诺一切问题都将得到妥善解决。

然而，保卫局的行事风格，让我自己也感到气氛压抑。在问题尚未明朗，各方意见尚未统一的情况下，我竟丧失了勇气，不敢与他们交谈。

之所以我显得如此缺乏勇气，乃是因为戴、聂二人直接互通信息，而我手中并无兵权。究其根本，还是由于我自身的软弱无能，多疑且缺乏决断力，缺乏革命者的精神。

经过自首策略的运用，蔡、张、黄、江等人相继变更了供词，至此我方始信刘、高、张秀山等人实为无辜，进而敢于对戴某提出质疑，质问其为何要直接逮捕张秀山？又为何直接与前线保持联系？

他此番回复，因曾误以为聂担任代表团书记一职，故而致信；实则并未坚信这批人被捕系误判，因此持续向我致信，声称发现了新的证据。

所谓的新证据，不过是张文舟、朱子休、赵其明（赵启民）等人遭受其殴打，并提供了相应的口供。我经过审查，结果仍旧是虚假的，因此我决定将戴同志调往前线。他对此消息感到十分惊讶，因为他并不知道我将郭述申同志召回。

十五、中央来了之后

我如此安排，能否挽救刘、高二人？那时我内心也存疑。毕竟，首先，我并不清楚洪涛同志离开后，前线同志们的具体看法如何。

次之，担忧二十六军爆发动乱。若真发生暴动，那么前方战线的说法将更有根据，声称内部存在反革命势力，这样一来，对刘、高的处置无疑将更加棘手。

若双方不幸陷入战争，我无法随二十五军一同前行，亦不能赞同对刘、高二人采取杀戮之举措。

一方面，我坚守良心原则，不情愿做出违背良心的行为；另一方面，对于二十五军以及洪钧、季英的强硬行事方式，我又怎能确保这种做法不会反噬到自己呢？

未来充满不确定性，若情况失控，该如何是好？唯有逃回北方总部，寻求解决方案。那时内心焦虑不安，几乎夜不能寐。

忽然收到洪涛的来信，得知陕甘支队已经抵达；紧接着又收到了洛浦同志的信件，方才知道中央的同志们也已到来，于是立刻动身前往。

有同志对我产生疑虑，认为中央红军的到来，我不欢迎，是因为我将无法再扮演土皇帝的角色，但这并非事实。实际上，中央红军的到来不仅挽救了陕北苏区，拯救了刘、高，同时也挽救了我自身。

洛浦寄来书信，邀我前往前线参加会议。临行前，我担心季英会再有所举动，便特地找他及马明方前来交代事宜，明确告知戴某不得再对他人进行审问；今后凡审问他人，务必邀请马明方一同参与。

我携带着省委的肃反指示信抵达洛川（洛河川）以觐见中央。此时，前方会议已告一段落，毛主席已前往前线，会议仅由周副主席、洛甫、博古、罗迈等同志主持，进行了一场简短的会议。我在会上发表了简短的报告，明确指出肃反运动存在错误，刘、高等同志所受的冤屈亟待昭雪。

翌日清晨，中央决定返回瓦窑堡。当晚，我特地与博古同志进行了交谈，并向他详细汇报了肃反工作的具体情况，同时告知他……众多证据均属伪造，唯有蔡子伟、黄子文、张文华、张胖子、江旭、李西萍等，方为真正的反革命分子。

他询问我应对之策，我答道，唯有放手让他们去。然而，我们必须坦诚地承认我们的过失，他们亦需对自己的错误负责——这里所说的错误，是指为保护右派势力而采取的右倾行为。同时，我恳请博古同志准许我返回进行一番解释，但他并未应允。

十六、中央来为什么不欢迎？

中央抵达之际，首站即途经吴起，而后沿路尽是陕甘特委的辖区，彼时洪涛、洪钧等同志均身处特委所在地。中央抵达六日之后，我才收到信件，匆忙前往相聚。

曹力如等同志在会议中对我质询道：为何在欢迎仪式上未动员群众参与，也未提出欢迎红军的口号；为何在举办短期培训班时，不允许如实向中央汇报情况，亦不允许干部与中央保持密切联系。

这对我而言，实属冤枉。毕竟，中央抵达已是六日之后，而我在抵达的次日，中央便已离席，对诸多事宜一无所知。这些问题理应由前线的洪涛等同志负责处理。

十七、中央到了后为什么还捕人？

我担任洛河川省委书记期间，具体是哪位同志提供的材料，提及有四人令人怀疑，我已记不太清楚。当时，我特别叮嘱中央派来的保卫局长郑自新，要他对此保持警惕。

此后，他亦心生疑窦，声称察觉到有人有所动作；然而，当命令他捉拿该人审问时，最终证实并无异状，便将其释放。

郑自新同志在大会上的发言表明，此事显然仍反映出我当时的疑虑对外来知识分子，以及处理问题时的草率态度。此外，我并未及时得知中央下达的后续指示，即不再抓捕、处决或审讯相关人员。

十八、中央到后为什么扣住中央关于纠正肃反的指示信？

此议题系郑自新同志在会议中提出，对此，李富春同志自是洞悉一二。

中央发出的肃反指示信，在省委会会议或肃反委员会的讨论中是否被提及，我已无法确切回忆。唯一记得的是，富春同志曾提到：此次肃反行动，戴聂同志承担了主要责任。

大概这是怕我不好看的关系。省委会上或肃反委员会上，提出公开讨论的东西，为什么我还扣住不给保卫局长呢？这点恐怕是郑自新的疑神疑鬼吧！

第二，我应负的责任及我的思想意识

此次失误性质尤为严重，数百生命遭受夺走，关键领导人亦不幸落网。

中央若未及时到来，前景堪忧。身为代表团书记以及省委书记，我肩负着主要职责。

尽管这错误并非单由我个人所致，其中固然有遵义会议前中央在路线上的左倾机会主义，戴、聂等同志从其他根据地引入的错误肃反观念，以及洪涛的崇拜主义等因素，但根本原因仍旧在于我自身个人主义的思想意识。

个人主义体现在：

（一）要名誉地位，我来此地，虽是北方党派来的，但自己亦想来此，那时感到分配我这工作很好。

第一，九年来的监狱生活及秘密工作可以结束了，从此没有被捕危险了；

第二，这个工作在党内是很有地位的；

第三，这个工作是能使自己成名的。

我曾考虑，若非身兼省委书记之职，或许担任此地的政府主席更能使我声名鹊起。因此，在抵达此地之前，我便立志要将这片土地的工作推向新的高度。抵达之后，我也全力以赴，这并非出于破坏此地工作的意图，而是为了更好地推进革命事业。然而，这一切努力，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个人能获得声誉，能为党的事业做出贡献。

（二）怀揣此种心态，于是在思想方法上，我们便不自觉地信赖起当时党中央及中代所倡导的路线。

彼时，我尚且幼稚无知，未能察觉其中的谬误。然而，在潜意识中，我已然萌生了盲目追随的倾向，对于上级的方针政策，不易产生怀疑。若有所疑，若不坚决执行，难免会受到惩罚。

在方法层面，一切均以他们的指令和过往文件为依据，忽视了当地的具体实际情况。因此，与实际工作脱节，仅与少数同志保持联系，他们负责实际操作，而自己则闭门造车，埋头于文件阅读和文章撰写。正是这种做法，滋生了主观主义，导致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形成。

（三）因此在使用干部上，就成了宗派主义。

我唯有对洪涛同志深信不疑，只因洪涛同志对我赞誉有加，屡屡抬举。我亦认同他对我赞誉有加，其目的在于助我工作顺畅，并提升我的声望。

因此，我们仅对洪涛同志所领导下的干部予以信任，毕竟我们依赖他们在系统中展开工作，积聚力量。鉴于这一原因，我们无法超越矛盾本身，公正地处理陕甘与陕北之间的矛盾，只能偏袒洪涛同志一方，从而也导致无法与刘、高二人建立亲近关系。

待二十五军抵达后，众人又倾向于依赖二十五军。这其中的路线矛盾与斗争固然是关键因素，然而，宗派主义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四）过火思想斗争方式。

在上海，我曾遭遇过激烈的斗争（当然，那时我也存在不少问题），而后来在北方，在中代的引领下参与斗争，对其他同志也采取了过激的态度。

彼时，人们坚信思想斗争是推动工作前进的最佳途径，且隐隐察觉，通过开展斗争，个人的威望亦能随之提升。

抵达此处之后，一方面遵循中代指示，另一方面亦深感此地右派及右倾问题之严重性，因此展开了相应的斗争。然而，其中亦夹杂着提升个人声望的考量。

随着斗争愈发激烈且失控，特别是在惠碧海的工作被撤销，横山遭遇挫败，以及二十五军抵达后局势骤然紧张，这一系列事件构成了发动肃反运动的直接导火索。

关于最初试图提升刘的意图，这实际上是洪涛同志提出的建议。他认为高在某些方面优于刘，并让我重点关注高，以解决陕甘边地区的右派问题。

（五）没有为革命而牺牲的决心——右派诬告刘、高张后，我开始确不赞成立即逮捕；但对季英独断专行，却没有当时制止。

直至察觉抓错了人，却苦于缺乏迅速解决的办法，无法立即将他们释放。

尽管当时受到诸多条件的制约，但主要的担忧还是担心戴、聂二人过于冲动，将问题引向自己，因而顾虑重重，导致问题愈发复杂，最终形成了一个极其严峻的局面。

这种缺乏魄力，并非仅仅是表面现象，实则体现了缺乏为党献身的坚定意志。

（六）没有反省，掩饰错误。

中央抵达后，虽已纠正了肃反中的错误，但自身并未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起初，我仅意识到自己缺乏魄力，未能及时纠正戴、聂二人的错误行为，却未曾深思这背后暴露的是自己领导方针的偏差，以及思想意识的局限。

对于所撰写的肃反信件，我始终坚持其方针的正确性，但个人深感第三部分在评价刘、高二人时存在偏差。

洪涛起初是赞同执笔的，并认为内容颇佳，也未要求我隐瞒此事。然而，后来听闻其他同志提出信件存在疑虑，他便转而要求我否认曾发出该文件。

我再度听闻前方尚未收到这份文件，因此当去年的肃反委员会要求我提交报告时，我明确指出这封信未曾发出。

目前调查结果显示，共发送了四至五份文件，每份特委各得一份，省委保留了两份，同时亦已发送至前方。

彼时正值中央莅临，各方局势动荡，他们并未收到，抑或收到后亦未及览阅，此点是我未曾向党内透露的，实为对党忠诚度之瑕疵。

这些现象揭示了我思想上的杂质，其中充斥着浓重的个人主义和主观倾向。在特定条件下，这种个人主义导致了严重错误的爆发，酿成了极大的罪恶。这是我近期深刻反省的结果。

然而，有一点我深信不疑，那便是我从未有过故意陷害他人的恶意。

今日，对于同志们对我所表达的批评与不满，实属理应。自我在起初察觉刘、高等人遭受冤屈之际，便已预见到，一旦他们得以获释，我必然将承受来自众人的责难与辱骂。

我依旧秉持着不冤枉他人的信念，宁让他们出狱后对我口诛笔伐，我也绝不违背良知行事。

七年前，当我嘱托洪涛同志前往前线时，正是此志愿所承载的期望。

或许正因我仍保留着这份最基本的党性原则，故而我对案件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坚决阻止了后方不得杀害任何一个人的命令。尽管当时形势万分危急，但中央还是及时赶到，成功挽救了这批无辜的同志们！

我深信不疑，你们必定能将此罪案剖析得水落石出。

纵然我的过失深重，然而一旦我有所感知，便有了痛改前非的坚定决心。我誓将余生的全部精力奉献于党的事业，以此弥补此次对革命事业造成的重大损失。至于能弥补几分，便尽力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