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真实的延安生活：你可能不知道的实况细节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从保安迁至延安。彼时，延安城内居民寥寥，不足两千。街上的饭铺寥寥无几，仅四五家，所用的餐具不过是木制碟子，筷子则由弯曲的树枝制成；商店皆无招牌，若买错物品，往往难以寻觅原处，以换取替换，皆因它们外表相似，皆显污秽破旧。整座城市脏乱拥挤，其中厕所尤显简陋原始。

在丁玲的纪实小说《医院中》中，有这样一则生动的细节描写：“老鼠在天花板上往来穿梭，不时地咬食着浆糊。有一回，隔壁病房竟然有一只老鼠不慎从高处坠落，正巧砸在正在熟睡的傅莱大夫脸上。”

光远初抵延安之夜，即与跳蚤展开了激战，无奈之下，只得弃房而逃，裹着被褥，睡在庭院里几根粗壮的树干之上。曾任《人民日报》社长的胡绩伟也曾回忆起那场终身难忘的与臭虫的搏斗：“我孤身一人住在古老的窑洞中，臭虫的数量多得令人恐惧，它们成群结队地从各个裂缝中涌出，仿佛发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攻击，那种情形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令人不寒而栗。起初，我试图用手指一一捕杀，随后改用手掌，结果双手沾满了恶臭的黄色液体，但仍无法彻底根除。幸运的是，我随身携带了针线，急忙将带来的床单缝制成一个袋子，将自己包裹其中。即便如此，夜晚仍是难以入眠，直到天色将明，我才迷糊地睡了几小时。清晨醒来，只见床单上满是斑斑血迹。”

在延安，居民们统一着装，冬季会发放一套保暖的棉衣裤和棉鞋帽，而夏季则仅提供一套单衣。起初，衬衣和衬裤并未发放（后来每年每人会发放一件衬衣和一条短裤），这引发了不少趣事。记得有一次，田家英在夏日前往延河沐浴，恰逢一群女洗衣工经过，他却因唯一的一条短裤刚刚被清洗并晾晒在河滩上，无法下水游泳。

延安中国女子大学仅提供两套服装：夏季为单层军装，冬季则为保暖的棉质军服，其间并无换季衣物。巧手学员们将棉絮取出，巧妙地将其改制成夹衣。若有同学携带多余的衣物，她们会慷慨地赠予那些衣物匮乏的同学。每当得知某位同学即将奉命前往大后方工作，来自大都市的女学员们便会迅速拿出各式旗袍和大衣，供她挑选。

在陕北公学与抗大，七八名学员共挤一孔窑洞的土坑，仅铺上一层茅草，拥挤得连辗转翻身都变得艰难。女子大学的学生们卧铺仅有尺半之宽，夜间起身归来，往往发现空位已占，只得小心翼翼地挤进去，缓缓挪动身体，方才得以“夺回”床位。即便是男生的炕位，也只有二尺半宽。那些习惯蜷缩而睡的学员们很快便被纠正了这一习惯，转而采取直腿挺胸的睡姿。

清晨，女生们对着镜子整理妆容，却常常遇到繁琐的排队等待。轮到使用的人左顾右盼，迟迟不愿离开。最终，镜子的主人一怒之下，将镜子摔得四分五裂，高喊道：“咱们还是实行‘共产’吧！”如此一来，一面镜子变成了多面，极大地提高了利用率。此外，每个人的腰间都挂着一个由罐头盒制成的便携大茶缸，女生们用它来进食、饮水、刷牙洗脸，甚至洗脚和清洗臀部。在延安，文化人获得稿费后，通常会选择与他人分享，或是被朋友们“共产”，独自享受稿费的情况极为罕见。这几乎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

延安作家卞之琳曾回忆道：“每逢邮局送来从重庆、香港乃至上海孤岛寄来的稿费，便会召集好友，三两成群，将这笔钱尽数挥霍一空。”1938年8月31日，卞之琳抵达延安，每月仅领得2元的津贴。即便如此，他最多也只能去街头的小吃摊，花费5分钱品尝一碗甜醪糟鸡蛋，或是用几文钱买上一包花生，而这往往也是众人共享的美味。“馋”，成为了延安人生活中的主旋律。

1938年春，一位美军上校莅临延安，记录道：“每日仅得两餐，餐餐不过是单调的小米。若身上尚有银两，便会光顾镇上那家饭馆，将积蓄挥霍在八宝饭之上，只因他们对于甜食的渴望太过强烈。”冼星海对甜食情有独钟，在创作《黄河大合唱》期间，他特地要求光未然为其“作曲”之便，购置了两斤白糖。一切准备就绪，冼星海便盘腿坐在炕前，着手创作。他一边将白糖抓起送入口中，一边从那超长的烟杆中吐出袅袅烟雾，而他的妻子钱韵玲则在一旁为他熬制着“土咖啡”。

在这片延安的窑洞之中，孕育出了那首属于时代的乐章。晚年时，中国女子大学的学生王紫菲回忆道：抵达延安后，最深切的感受莫过于对美食的渴望。当时，她囊中羞涩，漫步在延安的街头，每当瞥见摊位上那如雪花般洁白的馒头，心中便不禁眩晕，真想忍不住偷几个来尝尝。

有次，三位中国女大学生漫步于集市，随身仅剩两分铜板，无奈只能购置一瓶陈年老醋。她们将瓶身平均划为三份，小心翼翼地先用舌尖轻尝，惊喜地发现其味道美妙无比——酸中带甜，香气四溢。最终，她们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如同饿狼般迅速饮尽了自己那份。由于当时空腹且未进食油脂，其中一位女生回到窑洞后不久便腹痛难忍，辗转反侧于床榻之上，呕吐不止。自此，那位女生便对醋产生了畏惧，再不曾沾染。

初抵延安之际，华君武于晚会结束后，腹中饥肠辘辘，却无食物可食，遂将当日糊窑洞窗纸时所剩的半碗面粉调和成糨糊，以此果腹。华君武在晚年回忆道：“即便过去43年，那碗浆糊的味道似乎仍历历在目，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浆糊可以时常成为宵夜的佳肴。”抗大学生何方亦回忆称，在延安时期，两个大馒头的分量，有的北方男生一顿饭便能吃下十三四个，而女生也有能吃下十一二个的。

“这是什么馅料的？”

在延安，众多新婚夫妇由于条件所限，婚后仍旧各自居住在集体宿舍中，唯有周末方能申请入住由窑洞改建而成的“青年宿舍”，得以短暂相聚。尽管当年延安公职人员的住宿费用全免，但夫妻俩在“青年宿舍”度过周末时光时，仍需支付一定的费用。

抗大政治部主任莫文骅曾回忆道：“屋内仅设有一张床铺，被褥需自行携带，且不提供餐食，住宿费用每次五毛。每逢周六，年轻的夫妇们便携带被褥入住一晚，翌日又背起行囊，重返各自的战斗前线。”即便如此简陋的露宿生活，却仍让延安众多单身汉们心生艳羡。

为弥补众多高级将领因军务繁忙而错失的青春年华，中共中央积极鼓励并协助他们解决婚姻难题。在延安那段时期，约有八成师级以上的高级军官在此期间找到了爱情、步入了婚姻殿堂、建立了家庭，并迎来了子女的降生。

然而，对于众多知识女性而言，老干部们似乎只将日常琐事如饮食、睡眠与战斗视为常态，而恋爱对他们来说显得索然无味。1936年，马海德医生随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一同抵达陕北，并在陕甘宁边区的医院担任中共中央的保健医生。在此期间，他开始倾心于延安的美丽女子、鲁艺学院的学员苏菲。

“敢接走苏菲，先留下过路费！”紧接着便冲上前去，拦住马海德，从他的口袋中搜出香烟和零钱。

1940年3月3日，马海德与苏菲在延安喜结连理。

“法院的工作人员与囚犯所食用的饭菜，都是出自同一锅。”

在延安，纸张与笔的供应极为紧张，每位同志每月仅能分配到五张纸。然而，对于作家们，却给予了特别的优待，他们的纸笔供应不受任何限制。1940年1月，入党仅四个月的范文澜同志抵达延安，应张闻天同志的邀请，负责主持马列学院中国历史研究室，并担任《中国通史简编》的主编一职。范先生的妻子是一位传统的家庭主妇，不识字，初到延安时，她深感诸多不便，同时牵挂家中事务，常常忍不住私下落泪。张闻天夫妇时常前去看望，并派遣服务员照料他们的日常生活，每月还发放4.5元的津贴。

范文澜深感最大的难题乃书籍匮乏。张闻天随即安排地下党将范文澜的藏书从其家中秘密运送至延安，共计五六十箱，其中绝大部分为线装古本。范文澜对此深为感动。延安物价颇为低廉，猪肉的价格仅为每斤两角，而一角钱便能购买十多个鸡蛋。陈明远先生经过换算指出，在延安，一元钱的购买力相当于19世纪90年代末的三十至三十五元。若以相对价值来衡量，至少相当于2008年人民币百元以上。

1938年起，若贪污金额达到200元或受贿100元，将面临极刑。随着货币价值的持续贬值，贪污金额超过500元者则将被处以枪毙。在那个年代，延安的文化界流行着一种称为“客请”的风气，这是因为延安的居民生活相对贫困，因此往往需要外来访客承担宴请的费用。

1938年5月的初期，美国驻华参赞卡尔逊上校在延安邂逅了医生马海德，并诚挚地邀请他共赴一家以八宝饭闻名的餐馆共进晚餐。沿途，众多人向马海德致以问候，马海德便热情地邀请他们一同用餐。他巧妙地利用了我的好客之心，让我忍俊不禁，因为他深知我并不缺钱。当我们抵达饭馆时，身后已尾随了十几位年轻男女，他们欢声笑语，沉浸在聚餐的喜悦之中。这十几个人各自点了自己钟爱的菜肴，享用完毕后便欢快地离席。

“闻天的五元津贴都给了你，他自己怎么办？”警卫员含泪回答：“他只吃红锅炒白菜。”经过二十多天的坚持，刘英的身体逐渐康复。

曾任陕北省委组织部的郭滴人部长，亦如刘英那般身患高烧，然而他终究未能挺过难关，不幸英年早逝，年仅29岁。郭小川在《延安生活杂忆》中追忆道：“我于1940年底抵达延安。那时，延安最具特色之处，莫过于延河两岸的男女青年。女大位于党校对面，每当晚餐后或逢节假日，延河岸边散步的人群络绎不绝。”

女同志们身着蓝斜纹布制的带耳帽，即便是在晴朗的日子里，她们也习惯将帽耳放下。其中最为考究的，莫过于各式各样的围巾，五彩斑斓，不过是跟随都市潮流的象征罢了。“男同志们则以其标志性的白茬短皮袄和颈部的布或毛围巾而著称。那一年发放的鞋子质量上乘，是高帮的黑色布棉鞋。”坦白说，那个时期弥漫着自由主义的气息。人们谈论的话题，不是其他，而是文学与恋爱。文学与恋爱，二者之间紧密相连，成为流行于人们口中的词汇，那就是“灵魂之美”，以及“文学气质”。

绝不嫁给老干部。然而实际上，众多知识女性在知识分子与老干部之间，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在延安《解放日报》上，丁玲在其撰写的“三八节有感”一文中，对延安女性的处境进行了如此描绘：女性同志的婚事总是引起众人关注，却难以获得满足。…… 画家们对其进行了讽刺：“一个科长也结婚了吗？”诗人们亦有所言：“在延安，只见骑马的首长，……艺术家在这里难觅佳人。”

在某个特定时刻，她们也听到了这样的言辞：“呸，看不起我们这些老干部，说我们是土包子，若不是我们这些土包子，你们能来延安品尝小米？”一位年逾四十的江西籍老红军与一位城市女子喜结连理。这位老红军曾是八路军120师某旅政治部民运部部长，在奔赴前线途中，收到了一封女学生的情书，信中最后一句是：“我给你一个深情的吻。”部长手持信件寻找送信人，询问：“她送了东西给我，东西在哪里？”送信人一脸困惑：“她没送东西啊？”部长指着信件：“这不就是给我一个深情的礼物吗？这个礼物在哪里？”这个故事迅速成为“老红军”与“女学生”结合的佳话。

“月亮有何特别，不过是圆得像块烧饼。白天辛勤劳作，晚上外出漫步又有何乐趣？”听到此言，浙大女生泪眼婆娑，悄无声息地离家出走，留下了一首诗：“嫁得郎君不解情，竟将明月比烧饼;从今不盼礼拜六，春宵枉自值千金。”该女生执意离去，组织劝说无效。

“春花秋月徒增感，天上人间皆幻影；严寒酷暑难御寒，饥馑之际一饼抵千金。”

在延安时期，局势相对平稳，组织亦积极倡导干部与官兵妥善处理个人事务。干部们普遍倾向于寻找气质不凡的女子，而要具备“气质”，自然离不开学识与修养。米脂县，作为陕北地区首富之县，绝大多数地主和富农的女儿都受过教育，因此这里成为了红军干部择偶的热门地区。军中甚至将米脂县戏称为“丈人县”。

1938年，在山西汾阳东南部地区，八路军685团的团长杨得志仅用一枚银元，请求当地一位热情的老乡帮忙购置鸡蛋，却意外地买回了20斤。一位当地老乡得知杨团长尚未成婚，便为他介绍了一位容貌俊美、高小毕业的姑娘，双方均表示满意。然而，姑娘的父亲却提出了100块银元的彩礼要求，而杨得志所能提供的，最多不过是几百斤粮食，对方因此拒绝。后来，杨得志升任344旅的代旅长，在渡过汾河前夕，他仍想将这位姑娘带在身边，但最终未能如愿，“主要是因为我无法筹集到那100块钱。”在当时女性资源稀缺的情况下，男性之间的竞争自然愈发激烈。

萧军与萧红分手之后，他曾与丁玲有过一段恋情，继而又与青年女演员王德芬订下婚约，随后辗转前往延安。抵达延安后，似乎王德芬又与萧三有所纠葛。在一次边区文协的会议上，萧军从靴中掏出一把匕首，猛地往桌上一掷，怒斥道：“萧三，我要杀了你！”这一举动让在场的众人无不惊恐，面面相觑。幸好，性格敦厚的艾思奇缓缓开口：“萧军，你有何不满，尽可直言，不必如此粗暴。”萧军这才将匕首收回。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彼此健康，无传染病，是心甘情愿地走到一起，没有任何一方是在强迫。”聂凤智自15岁参军以来，对战争充满热情，身上布满了11处枪伤，八次负伤的经历。何鸣评价道：“他战场上的勇敢无畏，这一点就足以赢得人们的喜爱。”

在1940年的元旦佳节，26岁的聂凤智与18岁的何鸣喜结连理于晋察冀，婚礼由抗大教育长罗瑞卿亲自主持，尽管只是简朴的大白菜与豆腐，却也洋溢着欢声笑语。何方回忆道：“随着整风运动的展开，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似乎大不如前。整风期间，不仅不再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甚至那些过去专攻理论的人也纷纷进行自我批评，仿佛未曾接触过理论的人反而显得更为纯洁，至少无需自责……甚至一些资深干部，比如当时中办副主任的王首道，为了表明与教条主义的决裂，竟然将一些马列经典作品抛掷于窑洞之外……曾经被视为宝贵资源的马列著作，此刻却变成了无用之物，有人甚至将其作为废纸在南门外的新市场上论斤出售。”

师哲揭露康生夫妇的生活状况称：“他们的工作与日常生活均由秘书一手打理，乃至为他们洗脚、沐浴等琐事亦不例外。在饮食方面，他们的标准与中央领导保持一致，然而康生却有着自己的特殊要求。比如，他只穿狗头牌的袜子；地毯则是他从中亚地带回的珍品；衣物，尤其是大衣和外套，必须选用莫斯科制造；而办公桌上则常年摆放着各式干果——花生、核桃、杏仁、柿饼等。”

尽管如此，他仍旧频繁地向他所负责的社会部抱怨，企图争取更多的特殊关照。延安作为革命的圣城，象征着坚韧不拔的精神，竟然隐藏着康生这样的异常现象，这能让人相信吗？然而，这却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他偶尔会品鉴咖啡，有时也会小酌，虽然饮酒不频繁，但酒量却颇为惊人……因事业不顺而借酒消愁，他邀请米大夫到住所，拿出了珍藏多年的法英名酒，整个下午都在畅饮，结果二人都醉得不省人事。

附录：探寻红色延安十大佳丽命运轨迹：她们终老时，情归何处？

在20世纪40年代，延安成为了革命事业的象征之地。众多有志青年不惧长途跋涉和艰难险阻，纷纷涌至此地，追求救国理想和人生抱负，其中女性青年占比高达近半。在这群人中，一些杰出的美女尤其为人称道，其中“延安十美”更是名声显赫。作为那个时代的明星人物，她们后来的婚姻生活和人生经历又如何呢？

1、苏菲

苏菲，被誉为鲁艺校花，本名周素珍，浙江定海人士。在她15岁那年，她与江青、赵丹一同在上海舞台上演出了《大雷雨》。在这部剧中，江青担纲女主角卡塞琳娜，赵丹扮演卡塞琳娜的配偶奇虹，而苏菲则出演了卡塞琳娜的侍女一角。同年，苏菲亦参演了电影《海葬》。

1939年秋季，年仅19岁的苏菲踏入了延安鲁艺的校园。彼时，延安城内流传着关于江青妹妹到来的消息，苏菲也因此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人们纷纷询问，究竟哪位是江青的胞妹？

在1940年新春佳节的大年夜，鲁艺大礼堂内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舞会。那位鼻梁高挺的医生马海德，勇敢地伸出了手，邀请她共舞。她婉拒道自己舞技不精，但他却坚决要亲自指导。于是，他紧紧握住了她细腻柔滑的玉手，自此，在整场舞会中，两人的手再也没有分开过。

那晚，苏菲在窑洞中遇到一位即将临盆的大姐，众人纷纷请求她去请马大夫。尽管他自谦并非专攻妇科，但终究还是跟随苏菲一同赶至。晨曦初露，婴儿顺利降临人间。苏菲便劝马大夫回去休息，然而他却邀请苏菲一同外出散心，并在散步途中向她求婚，苏菲欣然应允。

“敢将苏菲带走，先留下盘缠！”随即猛扑而上，将马海德拦住，并从他口袋中搜出香烟与零钱。

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曾被“延安整风”运动定性为“特嫌”的马海德与苏菲同样遭受了重创，他们的家园被抄，身心受到囚禁之苦。然而，这对恋人始终坚守着彼此的爱情，携手共度了余生。

2、浦安修

1938年四月，北平师范大学的学子浦安修踏上延安的土地；同毕业于北师大附中的叶静宜也随后来到这片红色热土。薛明、周恩来将军的养女孙维世也来到了延安，并在次年即1939年随周恩来同志前往苏联。由此，蓝苹、刘志兰、叶静宜、浦安修四位佳丽，便构成了1938年度“延安四大美女”的杰出代表。

浦安修，1918年诞生于京城，籍贯上海嘉定。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曾是“一二九运动”的核心力量。高中毕业后，她顺利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深造。与刘志兰、杨慧洁等高中时期的同窗好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36年，她投身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及妇女救国会，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同年，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春，浦安修踏上了前往延安的征程，彼时她年仅20岁，与彭德怀的年龄相隔甚远。新中国成立后，浦安修曾担任轻工业部劳动工资司的司长，以及北京师范大学的党委副书记一职。

彭梅魁在《我的伯父彭德怀》一书中追忆道，在“庐山会议”中，彭德怀遭受贬谪之后，浦安修的精神状态陷入了极度的迷茫，几近崩溃边缘。她时常泪流满面，内心充满恐惧。她写信向丈夫表达不满与责备，认为他“鲁莽、粗犷，出身于旧军队，不懂得尊敬毛主席”，而林彪则“深知如何尊重毛主席”。她甚至向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写信，下定决心要提出离婚。

彭德怀同志平反之后，在筹备追悼会的阶段，彭梅魁等人士坚决抵制浦安修以“夫人”的身份出席追悼仪式。然而，中央政府以离婚申请尚未获准为由，最终确认浦安修为彭德怀的夫人。1991年5月2日，浦安修女士因乳腺癌在北京不幸离世。

3、曾宪植

曾宪植（公元1910—1989年），湖南省湘乡县（今属双峰县）人士，系叶剑英元帅的前任伴侣。她于1926年加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女生队，投身于北伐战争。1928年，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翌年，她远赴日本深造。1941年，她抵达延安。1946年，她担任了中共代表团成员邓颖超的秘书，分别在重庆和南京履职。新中国成立后，她担任了全国妇联副秘书长、妇联第三届书记处书记以及第四届执委会副主席等职务。此外，她还担任了第四、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89年10月11日，她在北京不幸病逝。

当曾宪植踏上延安的土地，彼时她尚且未满十八岁，便已与比自己年长近二十岁的叶剑英结为夫妻。此后，她被派遣至海外工作，在华南大学求学，然而不久后便遭遇逮捕。在地下党的援救下得以重获自由后，鉴于国内局势的险恶，她毅然决定孤身赴日本深造。

此刻正值日本政府整顿在日中国革命党人之际，不幸又一次落入了捕手的罗网。幸而他的家庭背景颇为显赫，曾宪植乃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的第七代孙。日本人对于曾国藩的后裔竟给予了特殊的关照，这才使他得以侥幸逃脱此劫。

1938年伊始，曾氏身怀叶选宁，三次抵达香港。同年十月，她在那里迎来了自己一生中唯一的骨肉。1941年，曾宪植再次踏上延安之旅，投身于马列学院的学习。此后，她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投身于妇女统战等领域的工作。然而，此时的叶剑英已另结新欢。

4、吴光伟

在延安时期，李德目睹了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及其妻子贺子珍之间的一次激烈争执。究竟发生了何事？1937年1月，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的身份抵达延安。为她担任秘书及翻译的是一位容貌秀丽的本土女性，她的名字叫吴光伟。

吴光伟，亦名吴莉莉，自幼便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她在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完成学业后，考入南京戏剧学校，专攻表演艺术。她思维敏捷，才华横溢，不仅擅长吟诗作赋，还曾参演话剧。在学生时代，她便积极参与学潮活动。此后，她毅然投身于西北救国联合会，并最终加入延安抗大。美国女记者海伦·斯诺在访问延安时，曾这样描绘吴光伟的非凡气质：“她举止优雅，待人亲切，颇具女性魅力，年仅26岁，却已然风华绝代。吴莉莉体态轻盈，面容红润，肌肤白皙细腻，实乃天生的美人。她留着一头三十年代流行的齐肩短发，卷曲的发型更是增添了她的魅力。”

毛泽东与史沫特莱及吴光伟之间的密切交往，最终激起了夫人贺子珍的激烈反应。有一次，毛泽东与史、吴二人在窑洞内热切交谈之际，贺子珍突然闯入，与吴光伟发生了激烈的肢体冲突。此事当年被称为“吴光伟事件”。最终，吴光伟与贺子珍均先后离开了延安。之后，她随丈夫移居台湾，其后的命运不得而知。

5、孙维世

孙维世，生于1921年，其父孙炳文早年追随朱德赴德国，并经周恩来引荐，于彼地共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孙炳文同志的早年战友，1925年归国后，担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秘书、广东大学教授以及黄埔军校教官，积极参与了北伐战争的筹备工作。不幸的是，1927年，在大革命的风云变幻中，孙炳文同志英勇牺牲，彼时年仅五岁的孙维世尚在襁褓之中。

十四岁时，孙维世跟随母亲来到上海，积极参与了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和东方剧社举办的进步演出。在此期间，她曾在龚秋霞主演的电影《压岁钱》中担任角色。1936年，她加入了天一影片公司，并在《王先生奇侠传》等多部影片中成功塑造了各种角色。次年，她在联华影业公司主演了《镀金的城》。1937年，她随兄长孙泱前往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在那里她遇见了周恩来。周恩来便认孙维世为义女。

1938年，孙维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她追随周恩来同志的脚步，来到了延安，在此地她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与马列主义学院深造。因其杰出的贡献与非凡风采，她被誉为“红色公主”。

1939年，周恩来同志将孙维世送往莫斯科深造，她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及莫斯科戏剧学院专攻戏剧。1946年，孙维世归国后投身于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随部队在晋陕冀地区开展文化活动。孙维世与延安平剧研究院的冯风鸣、张醒芳、郭兰英并称“延安四大美女”。同年12月，她随毛泽东主席出访苏联。

在莫斯科求学期间，林彪曾对孙维世心生爱慕，然而，她的回应却寥寥无几。此后，孙维世与知名演员金山喜结连理。文化大革命时期，孙维世不幸成为批斗的牺牲品，即便周恩来亦无力庇护。1968年，她不幸遭遇迫害，终年47岁。

6、刘志兰

刘志兰与浦安修，昔日北师大女附中的同窗好友，曾令众多异性倾心。随后来到延安，她在中共北方局妇委担任要职，并肩负起陕北公学分校教导员的职责。1939年4月16日，她与八路军总部潞城北村的左权喜结连理。婚后仅一年，便为年届三十五岁的左权诞下爱女左太北。

1940年，她在延安保育院投入了自己的工作。翌年，年仅25岁的她，与左权喜结连理，遗憾的是，婚后不过一年多便与他永别。那段时光，她痛不欲生，在朱德的悉心安慰与鼓励下，她努力克制着内心的悲痛，并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以纪念左权。左权牺牲的第六个年头，31岁的刘志兰勇敢地重新组建了家庭。

获悉左权曾遭受“托派”之诬，且背负着“罪名”奋战十余载，刘兰志便四处奔走、屡次致信。最终，中央对左权遭受王明路线打击与迫害的事实给予了平反，并撤销了对他“留党察看”的处分。1992年，刘兰志与世长辞。

7、薛明

薛明，原名王爱真，1916年诞生于河北霸县一个家境贫寒的农户。因母亲姓薛，故而后来改名为薛明。1936年3月，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夏日，他毅然奔赴延安。1942年8月1日，薛明与贺龙喜结连理。

此后，她便跟随贺龙征战南北，在军队中任职多年，曾担任西南局妇联福利部部长、总参办公厅党委委员的要职。她亦曾光荣地当选为全国政协第六、七届的常务委员，以及中共十二大的代表。

2011年8月31日的午后，薛明因病在北京走完了她的人生旅程，享年95岁。作为新中国开国十大元帅夫人中的最后一位离世者，她的离去使得我国失去了这一特殊的群体，自此，我国再无元帅夫人。

8、江青

江青，山东诸城人氏，诞生于1915年。1933年，她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江青踏上了前往延安的征程，并在那里与毛泽东结为连理。文化大革命伊始，她便担任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解放军文革小组顾问的职务。在此期间，她积极策划了一系列诬陷行动，导致众多党和国家领导人被打倒。她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结成“四人帮”，对党和国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1976年10月，江青受到了中央政治局的审查。次年7月，她被永远开除出党。1981年，她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最终依法减为无期徒刑。1991年5月14日，在北京接受保外就医的江青，在其住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1937年秋季，江青抵达延安，并将自己的名字由蓝苹更名为江青。此后，她先是在马列学院进修，继而转至鲁艺担任教职。在此期间，江青与毛泽东的关系逐渐拉近，最终发展成为深厚的爱情。

毛泽东与江青之间的恋情迅速在党内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当时，中共江省委等机构纷纷联名致信中央总书记张闻天，详细陈述事实，力陈反对意见，试图劝阻这场婚姻。然而，毛泽东最终还是与江青结为连理，并共同育有女儿李讷。

自1966年五月起，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及代理组长，并兼任解放军文革小组的顾问。在中共第九次和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他均成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9、　范元甄

“小范，你先走。”

1939年，范元甄与李锐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结婚。婚后不久，两人同去延安。李南央在《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中说：“1943年春，延安搞抢救运动时，我爸作为特务嫌疑被关在保安处，我妈妈也在被抢救之中，邓力群是政治研究室派去抢救她的。”随后李锐与范元甄离婚，但在李锐出狱后又复婚。

继此之后，范元甄再度经历了离婚之痛。随后的岁月里，她投身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疯狂地指控李锐及至亲属，似乎在她的世界里，党性已超越了人性。最终，她孤独地走向了众叛亲离的结局。范元甄的悲剧，实乃那个时代的缩影。

10、叶群

1938年四月，叶静宜，毕业于北师大附中，踏上了前往延安的征程。与此同时，薛明以及周恩来将军的养女孙维世也抵达了这片热土（孙维世于次年即随周恩来前往苏联）。因此，蓝苹、刘志兰、叶静宜、浦安修四人，便成为了那个时代1938年版本的“延安四大美女”。

叶静宜，出生于福建闽侯。其父叶君琦，乃国民党少将。1935年，她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并投身于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彼时她成为了刘志兰、杨洁慧、浦安修等人的前辈。1938年，她抵达延安，并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2年，叶静宜与林彪喜结连理。鉴于林彪的前妻名为王静宜，叶静宜便将自身的名字更改为“叶群”。

林彪与叶群的相识，始于他们从苏联归来之后。林彪在回到延安后，继续担任抗大校长的职务。叶群在延安享有“八大美女”之一的盛誉，这一美誉林彪似乎也有所耳闻。然而，林彪更为欣赏的是，在众人沉溺于娱乐之时，叶群却专注于阅读。

林彪曾用“温文尔雅，豪放不羁，理智冷静”六个字描绘叶群。然而，他并未意识到，这位出身城市的知识女性亦有着虚荣之心。最终，叶群在与林彪共度的逃亡过程中不幸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