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贝鲁特,没有真相
巴基斯坦马麦德是个爱思考的人,他曾经问我:“为什么中国人不如美国人有创造力?”
我按照标准答案回答:“这是制度原因。中国人每个个体都不比美国人差,但制度和社会因素限制了他们的创造力,让他们达不到本来应该达到的高度。”
我的回答让他很不满意。“看,这是美国人准备好的答案,偷偷塞给你,”他不容反驳地说,“既然你说美国制度好,那么,你给我举几个例子,中国人去了美国后,又做出了什么类似乔布斯那样的成就?”他特别提到了刚刚去世不久的乔布斯。
我告诉他,许多中国人到美国后获得了诺贝尔奖。但他摆了摆手:“多少个诺贝尔奖都没有用。我说的是真正的创造力,直接影响人类文明的,记住——乔布斯。”
我想了半天,举出来两个例子:一个是华人何大一(David Ho)发明的治疗艾滋病的鸡尾酒疗法,将艾滋病变成了类似高血压、糖尿病的慢性病,减轻了艾滋病对人类的损害程度;另一个是旅美中国台湾同胞建立的视频网站,人们可以用它便利地在全世界范围内分享视频。他对第一个例子没有说什么,但对第二个例子表示了认可,看来他对视频网站的印象很深刻。
“但毕竟例子还是太少了,对吗?除了这两个,你也举不出更多来了。”他反问道。我不得不承认他所言非虚。
巴基斯坦人继续说道:“听你说过之后,更加深了我的印象。也许中国已经很强大了,但中国根本没有能力领导世界。中国人的某些缺陷,比如创造力不足,让中国不可能领导世界。”
我想继续反驳,因为他的话带着人种歧视的成分:他认为缺陷在中国人种本身,而不是制度,但他已经不再想听我的辩解了。
巴基斯坦马麦德对任何可能被解读为西方思想的观点都极其敏感,只要认为我的观点来自西方,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反驳:“西方的观点永远只适用于西方,既然这里是伊斯兰的土地,就不要指望他们的东西能用在这儿。”
“比如,你来之前,所接受的关于黎巴嫩和贝鲁特的消息大都来自西方的新闻报道,”他举例说,“但那都是错的。在贝鲁特,没有真相。除非你自己去观察和思考。”
从那天开始,他决定带我去看更加真实的黎巴嫩。这个小小的地方就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缩影,所有的问题都在这里有所反映,而所有混乱也都可以在这里看到。
除了巴基斯坦马麦德之外,土耳其马麦德也在努力把他眼中的贝鲁特展现给我。出乎意料的是,他们虽然出身于不同教派,且这两个教派在政治和军事上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但两位马麦德看待世界的大部分观点惊人地一致。
我把他们的看法综合起来,形成了伊斯兰世界整体上对黎巴嫩的认知,并扩展到对整个中东、世界的看法。
自2011年兴起的“阿拉伯之春”(又称阿拉伯革命)影响了许多国家,从北非的突尼斯、利比亚、埃及,到亚洲的叙利亚、也门,还有一直处于战乱之中的伊拉克。
在这一轮混乱中,黎巴嫩虽然也不够稳定,却幸运地保持了大体上的和平。但两位马麦德不这么认为,他们要让我看到的就是和平幻象之下混乱、不公平的现实。这些现实证明了所谓的和平只是战乱中的短暂停顿。
巴基斯坦马麦德首先向我展示的是黎巴嫩的豪华和奢侈。
每一个旅行者刚到这里,都会吃惊于黎巴嫩的富裕。我住的旅馆位于贝鲁特最为繁华的市中心地区(Downtown),这里有着黎巴嫩政府精心打造的商业区(Beirut Souks)。
这片商业区比北京、上海的任何一个区都要有格调得多,充斥着酒吧和各种奢侈品店,到了晚间,众多俊男靓女穿着正式或暴露的服装在街边坐下,边吸烟边喝酒,欣赏着乐队的表演。在大街上,大尺度裸露的广告牌旁边,就是严肃雄伟的清真寺。黎巴嫩不像是个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反而像是个没有宗教的国家。
这里的人们穿着也很开放,在街头能够看到,有的女孩子戴着头巾,有的女孩子不仅不戴,还穿着超短裙,仿佛她们生活在纽约或巴黎,而不是中东。
但这还不是全部。巴基斯坦马麦德带我出入各种各样的高档场所,从门口保安林立的高档酒店,到专门为富人的游艇打造的小型港口。港口里停满了众多奢华船只,都属于黎巴嫩的富豪们。
在海边的汽车商店里,有着以美元计价的保时捷、法拉利。距离汽车店不远的是毛毯店,巴基斯坦马麦德随便指着一块毛毯询问价格,漂亮的售货员小姐熟练地用英语和我们交谈,随手翻开毛毯露出价格牌,竟然是令人咋舌的30多万美元,数字有零有整,精确到个位。在我惊叹于这些富人的奢华时,巴基斯坦马麦德却对毛毯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游刃有余地询问着毛毯的产地是伊斯法罕(Isfahan)还是设拉子(Shiraz)。
“看到这一切的繁华,你能够想象这是一个频繁发生战乱的国家吗?”从店里出来后,巴基斯坦马麦德问我。我回答:“想象不出。”
“那么再跟我来看。”他拉着我的手,随意地走到大街上,我们看到一位黑人保安。黎巴嫩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之一,却仍然从海外招收大量的劳工来做低级工作,这位黑人保安显然就是劳务输入人员。巴基斯坦马麦德混杂着英语和阿拉伯语与保安攀谈起来。这位黑人保安来自一个非洲中北部的国家乍得(Chad)。“你的工资是多少?”巴基斯坦马麦德突然直截了当地问道。
“400美元,先生,400美元。”乍得人毕恭毕敬地回答。他每天需要从早上6点站岗到晚上10点,期间不准坐,也没有休息时间,吃饭时间要自己挤,但他对400美元的工资非常满意。
到黎巴嫩务工的人员大都来自南亚、东南亚、北非、东非等地。另一位孟加拉国来的女仆工资是200美元(中东国家女工工资偏低),埃塞俄比亚来的扫地工工资是300美元。印度来的店员挣得多一些,有500美元,因为店员被认为是一种智力工作。
“看,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富豪们一掷千金购买毛毯,却只肯给女工200美元一个月。他们买一条毛毯的钱就可以把两个女工的一辈子都包下来!土生土长的黎巴嫩人宁肯失业闲着,也不做这些低级活儿。富豪们从国外招收大量的劳工,这些劳工为了挣那一点儿钱,甚至连最基本的权利都要放弃。”巴基斯坦马麦德愤愤不平地说。这一刻,他的批判精神比马克思更加充足。
比如,妇女最基本的权利是生育权,但是,黎巴嫩政府规定,任何一个来务工的外国妇女都必须放弃生育权。不管是与合法的丈夫,还是与主人发生关系,妇女只要怀孕,就立即丧失一切权利,被遣送出境。
黎巴嫩人对劳工的态度,到最后连国际社会都看不下去了。他们印刷了不少指导小册子免费派发,告诉劳工们如何在卑微的境地中使用一些维权的手段。巴基斯坦马麦德就送给我一本这种小册子,小册子的封底显示,资助这个项目的机构除了世界劳工组织阿拉伯国家分部之外,竟然还包括欧盟和瑞士发展合作署(Swiss Agency for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SDC)这些看上去八竿子打不着的机构。
“这就是黎巴嫩富裕的一面。”巴基斯坦马麦德总结说。黎巴嫩之所以这么富裕,还来自内战遗产。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黎巴嫩内战进行得如火如荼时,大量黎巴嫩人逃出了自己的国家,在海外居住的黎巴嫩人比国内的还要多。这些黎巴嫩人经过奋斗,大都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黎巴嫩和平之后,许多人都选择长期或者短期回国居住,将大量的资本倾注在这个方圆只有1万平方公里的小国,加上黎巴嫩政府集中资本打造,于是形成了这个独一无二的富人区。
“但如果你认为黎巴嫩只有富人,那就错了一千遍了。”巴基斯坦马麦德说道。
本文经 上海译文出版社/火与风 授权,文摘自 郭建龙 著《穿越百年中东》。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