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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清朝“两江总督”富可敌国?因为他们手里抓着三条命脉

你可能听说过,清朝的两江总督简直富得流油,甚至有人说他们富可国,意思就是财富能比得上一个国家。这话听着有点夸张,对吧?但背后的故事还真有意思。

咱们先从这个职位的来头和权力说起,这样能更好地理解为啥它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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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总督是清朝设立在江南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管的地方可不小,主要包括今天的江苏、安徽和江西这些省份。这些地方在清朝叫“江南”或者“两江”,是出了名的富裕地带。

江南这一带可是清朝的经济命根子,田多人多,产粮食厉害,还是丝织品、茶叶这些高档货的主要产地。

你想,田多了,税收自然就多,两江总督管着这些,能不富吗?清朝皇帝为啥设这个官?就是为了加强对这个金饭碗的控制。

在康熙皇帝时期,清朝正式设置了两江总督,职责包括收税、管军事、审案子等,等于是一个地方上的“土皇帝”。

不过,权力大不代表谁都能当。两江总督的位子只给皇帝亲信的人,比如皇帝派去的心腹大臣。这些人上任后,权力通天,能调动当地的钱粮、军队、甚至影响朝廷决策。

举个例子,像晚清的曾国藩就当过两江总督,他借着这个位置帮朝廷打仗,影响力巨大。总结起来,两江总督的位子牛就牛在管着清朝最肥的省份,权力集中在税收、军事和行政上。

财政税收的掌控者

刚才我们说了两江总督的权力基础,但权力不等于财富,对吧?真正让两江总督富可国的第一条命脉就是财政税收。

简单说,两江总督管着江南这块地儿上所有的税收钱粮,包括田赋、商业税这些大头。江南不是清朝的经济心脏吗?这里的田肥得流油,种稻米、桑蚕什么的产量高,税收自然高。

更别说商业发达,苏杭一带的丝织作坊遍地是,每年出的丝织品能卖到国外。光税收就多到吓人,两江总督坐在这个位置上,随手管管就能捞上一笔。

税收这事不是简单的收钱就完事。两江总督控制着整个地方的财政系统,从收税官到钱粮库都由他调度。

税收收上来后,一部分上交朝廷,一部分留着地方用。你想,官大了,贪点儿小便宜就容易了。虽说清朝也有监督官,但山高皇帝远,两江总督在江南当老大,偷摸把一部分税收收入自个兜里是常见的事。

像田赋的征收比例,商业税的评估,他都可以插一手。比如江南的田赋是清朝最高的,有些年份一亩地的税比北方多好几倍。

收上来存哪儿?总督管着官仓,仓库里堆满粮食和银钱,他扣点下来没人能立马发现。这么一来,两江总督的个人财富滚雪球一样增加。

但不是所有钱都来自贪污,合法收入也不少。两江总督的俸禄本身不低,但更重要的是朝廷给的补贴和项目经费。像打仗或搞工程时,皇帝拨下银子给总督去执行,他中间过手就能克扣点。

总之,财政税收这个命脉牢牢抓在手里,让两江总督稳坐财富榜首。然而,这还不是他们最狠的牌,第二条命脉,盐务管理,更赚钱也更隐蔽。

盐务,白花花的银子往兜里流

上回说到财政税收是两江总督的第一条命脉,但这钱还得和朝廷分账,不够痛快。真正让他们富得流油的,是第二条更隐蔽的财路,盐务管理。

你可能觉得盐不起眼,可在清朝,盐就是流动的白银。而两江总督,恰恰管着全国最肥的盐区,两淮盐场。

清朝的盐不是谁都能卖的,实行“专营”制度。商人想贩盐,得先找官府买盐引(相当于贩盐许可证)。

两淮盐场在哪儿?主要在江苏沿海,产量占全国三分之一还多!这里产的盐品质好、产量高,畅销半个中国。而管着盐引发放、盐场监督的,就是两江总督。

您想想,盐是老百姓顿顿都少不了的,市场需求巨大,简直就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两江总督怎么从中捞钱?门道太多了。

他可以控制盐引的发放数量。盐引发多了,盐就便宜,商人赚得少;发少了,盐价就贵,盐引就更值钱。总督可以根据关系亲疏、背后塞钱的多少,来决定给哪个商人发盐引、发多少。这中间的 “操作空间”可就大了去了。

盐税征收也归他管。盐商卖了盐得交税,这税率高低、怎么收,总督一句话的事。第三,还有更直接的“孝敬”。盐商想生意顺当,得时常给总督送“规费”“节礼”,这是公开的秘密。像乾嘉年间的大盐商江春,富甲天下,他和历任两江总督的关系那叫一个铁。

所以,靠着盐务这个大金矿,两江总督的个人财富滚雪球般增长。晚清名臣陶澍在两江总督任上搞过盐务改革,为啥?就是因为之前太腐败,盐价飞涨,老百姓吃不起。

这改革本身也说明盐务油水太厚了。光管盐就能发大财,但两江总督手里还有一张更硬的王牌,掌控漕运。第三条命脉,可以说是掐住了清朝的咽喉要道。

漕运,掐住清朝的咽喉

如果说盐是摇钱树,那第三条命脉漕运,就是两江总督握在手里的生命线。为啥?因为漕粮是清朝的命根子!清朝的首都在北京,但北方产的粮食根本不够吃。

养活北京城里皇帝、百官、军队以及北方边关将士的口粮,主要靠什么?就靠江南产的稻米!每年数百万石粮食,必须通过大运河,从江南运到北京。

这条粮食运输线,就叫漕运。而总揽江南数省漕粮征集、运输大权的,就是两江总督。

漕运畅通与否,直接关系到北京会不会饿肚子。一旦运河淤塞或漕船出了问题,皇帝都得跳脚。这时候两江总督出来“督运”、“协调”,那就是立大功的机会,也是向朝廷要钱、要权的绝佳理由。

所以,掌控了漕运,两江总督不仅有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征粮运输中的油水),更有了无可替代的政治筹码。朝廷依赖他,甚至要“哄着”他,才能保证北京有饭吃。

乾隆、道光年间几次严重的漕运危机,最后都是靠两江总督坐镇解决。朝廷能不给他面子?能不让他“顺便”发点财吗?像晚清的李鸿章当直隶总督前,也干过两江总督,他深知江南的漕运、财税、盐务对巩固权势有多关键。

三条命脉,铸就“富可敌国”的神话

讲到这里,咱们把这三条命脉串起来,就明白为啥都说清朝的 两江总督能富可敌国了。

脉财政税收。管着江南最富庶的省份,收着全国最丰厚的田赋和商税。这是基础财源,量大稳定,操作空间多。

盐务专营。握着全国最赚钱的两淮盐场,控制着盐引的发放和盐税的征收。这是暴利行业,官商勾结,日进斗金。

漕运枢纽。掐着京城和北方的粮道命脉,掌握漕粮征集和运输大权。这不仅是巨大的油水来源,更是无与伦比的政治资本。

层层叠加,环环相扣,全部集中在两江总督一个人手上。他就像一个 超级大管家,管着大清帝国最肥的 “钱袋子”(财税)、最旺的 “造币厂”(盐务)和最关键的 “输血管”(漕运)。

光合法收入加上朝廷补贴就不少,再加上利用职权进行的灰色收入甚至贪腐所得(这在清朝官场几乎成风),财富积累的速度和规模自然惊人。

像和珅、庆亲王那种中央级别的巨贪或许身家更惊人,但作为地方官,两江总督的“综合财力”绝对是最顶尖的。

他们动辄能拿出几十万、上百万两白银个人财产,支持朝廷打仗(如湘军淮军军费)、兴办洋务(如江南制造总局),甚至还能私下豢养庞大的幕僚团队和地方势力。这财力,确实有点 “国中之国” 的味道了。

所以,“清朝两江总督富可敌国” 的说法,虽然有点夸张,但真不是空穴来风。这个位置的特殊性,就在于它 不可思议地集中了经济命脉的核心资源。

皇帝需要这样的能臣坐镇财赋重地,但也给了他们难以监督的巨大权力和寻租空间。这就是清朝 官制设计和权力集中带来的必然结果。当三条国家经济命脉被一人攥在手中时,富可敌国的神话,也就有了现实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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