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启龙亲历：苏浙军区成立与粟裕、叶飞江南布局，两度富春江会师定乾坤

在抗日战争末期，浙东的战局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剧变。那是一段军事行动与政治布局交织的复杂时期，核心在于一支新组建的部队——苏浙军区，以及其在富春江畔的两次重要会师。这不仅仅是兵力集结的战略需要，更是对未来战局走向的深远考量。

浙东战局的脉动

1944年，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抗敌形势如同燎原之火。第二次反顽自卫战后，各战场的进攻态势愈发猛烈。在三北地区，继7月东埠头的大捷后，主力部队与民兵又连续发起大规模破袭，摧毁了从慈北观海卫到姚北临山、南至余姚城、北达姚北相公殿的交通通讯设施，致使日伪据点陷入瘫痪。其中在姚北云楼，还从伪军手中夺回了2.5万公斤粮食。

四明地区亦不甘示弱。9月21日，五支队二大队五中队在郸西根山设伏，击退了250余名出城抢粮的日伪军，随后在郸慈中队协同下反冲锋，毙伤敌军30余人，并生俘日寇栗花落岩和伪团副李心宾。浦东支队在8月朱家店伏击战中歼敌30余人后，9月上旬又攻克周浦沙陀庙伪军据点。到11月，浦东支队扩建为淞沪支队，由朱亚民任支队长。金萧地区同样战果丰硕，金萧支队独立大队9月袭击三都伪军据点，攻克碉堡4座，毙伤俘敌30余人。12月，金萧支队八大队反击顽军邢小显部，毙伤俘其60人。

据统计，在短短数月内，浙东纵队经历了62次大小战斗，共毙伤日伪军459人，俘虏222人，攻克据点和碉堡数十座，夺回粮食数十万公斤。这使得三北和四明山两块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的力量发展到7000余人，战局的迅速发展令人振奋。

粟裕与叶飞的江南行

正是这样的有利局面，促成了新四军一师主力南下浙西的战略决策。1944年1月2日，毛泽东、刘少奇电令华中局，指示为配合美军登陆并准备夺取杭州、上海、苏州、南京等大城市，除粟裕率两团南进外，还需从其他师抽调部队，成立苏浙军区，由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苏南及全浙。

1944年12月27日，粟裕亲率一师师部和三旅南下，于次年1月6日抵达长兴仰峰岕，与苏皖边的新四军十六旅会合。1945年1月13日，新四军军部转发中央军委命令，正式成立苏浙军区。粟裕被任命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治委员，刘先胜为参谋长，后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部队随即进行整编：六旅编为一纵队，三旅为三纵队。原浙东游击纵队，则被整编为第二纵队，由何克希任司令员，谭启龙任政治委员，下辖三、五、金萧支队及地方武装约7000余人。同年4月，一师副师长叶飞率教导旅抵达浙西，被任命为苏浙军区副司令员，其部编为四纵队。

为贯彻党中央向东南发展的战略方针，华中局命令叶飞率第四纵队从浙西南下，计划与浙东部队会师，进而挺进浙南，开辟闽浙边根据地。基于此，时任浙东游击纵队政治委员的谭启龙与蔡群帆，率部前往金萧地区的富春江边接应。

富春江畔的激荡

1945年5月10日，谭启龙一行从梁弄出发，随行的有三支队二大队、侦察通讯排和一支由各部队班排长组成的“参观连”，旨在向主力部队学习。途中，他们顺利通过了曹娥江，这得益于驻守章家埠的张俊升“挺五”部队的让路，两军关系在前期交涉后有所改善。然而，进入绍兴时，在西桥头与国民兵团郑为重部遭遇，一番激战后，谭启龙部队将其击溃，俘官兵8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6挺。

5月18日，谭启龙部队抵达汤埠，随即与富春江西岸的四纵第十一支队取得联系，双方商定在富阳和桐庐之间的中埠（江东）和汤家埠（江西）会师。虽然这段江面宽阔水流平静易于渡江，但中埠一带却有贺铀芳的“挺三”部队筑堡驻守。19日晚，谭启龙部队突袭，击溃顽军，占领中埠及附近高地，并燃起三堆大火向对岸发出信号。随后，在对岸火力支援下，渡江攻下对岸顽军的锣鼓山据点。东西两岸据点尽数落入我军控制，20日凌晨，四纵第十一支队顺利渡江东进与谭启龙部队会师。此次渡江的西纵十一支队由四纵政治部主任曾如清、支队长余光茂、政委张孤梅率领。叶飞因天目山战事紧张，留在新登指挥浙西第三次反顽自卫战，未能亲临。随队前来浙东的还有被任命为浙东游击纵队副司令员的张翼翔同志，他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战将，将极大地提升浙东部队的指挥能力。

会师后，为站稳脚跟，谭启龙部队首攻萧山河上店，该镇国民党国民兵团勾结日寇、鱼肉百姓，罪行累累。我军一举拿下河上店，重创萧山国民兵团，此后又连克富阳的沧州、场口等地。然而，战事瞬息万变，6月3日，叶飞急电命令十一支队火速西返驰援新登。谭启龙部队与十一支队在汤口分头北渡和东还，谭启龙和张翼翔于6月中旬回到了四明山区。

再渡富春，大局已定

8月初，浙东和浙西部队再次会师。此前苏浙军区孝丰战役的胜利，已从根本上扭转了浙西局势。四纵队再度相机执行南下、挺进浙东的任务。7月27日，四纵队十支队、十一支队在司令员廖政国、副政委曾如清、参谋长夏光率领下，第二次渡过富春江。浙东部队由彭林、蔡群帆率三支队、金萧支队一部前去接应。

8月1日，浙西主力5000余人马从纤山至程坟徐公埠的江西岸扬帆南渡。次日与彭林、蔡群帆等会师。此后两军相互配合，转战于富阳、诸暨、浦江，进马剑、入三都、下中余、克浦江、攻曹宅，并准备越过浙赣铁路东进。四纵的南渡行动，震惊了日伪顽军。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的一份情报中记载，称“奸匪为求打通诸暨、义乌，进窥嵊县、绍兴，以期浙东割据地区三北、四明、会稽与金义浦兰连成一片计，自浙西调派第四纵队廖政国部七八千人于七月三十一日南渡富春江，窜入诸义等县。”日军也急忙从杭州、萧山、诸暨等地调集数千人沿富春江东岸向桐庐进犯。

四纵的南进，为浙东我军开创浙赣路以西工作的新局面，扩大路西抗日游击根据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就在这次会师之后不久，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四纵接到苏浙军区电令，立即北上。此次，他们也将苏浙军区派到浙东工作的汪大铭、谢忠良等同志带至浙东。

结语

从谭启龙的视角回溯，浙东地区的战略部署与两次富春江会师，清晰地勾勒出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江南区域的运筹帷幄。从初期根据地的艰苦拓荒，到部队力量的蓬勃壮大，再到与主力部队的协同作战，每一步都踏实而坚定。粟裕、叶飞等高级将领的到来，为浙东注入了新的活力，而谭启龙作为亲历者与执行者，见证了这片土地从独立游击到战略联动的关键转型。两次富春江会师，不仅是兵力上的汇聚，更是一次次战略意图的明确和战术配合的深化，最终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