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共谍” 郭汝瑰点评吴石：失在侥幸，他潜伏台北半年就牺牲

1950年吴石牺牲的那会儿，郭汝瑰已经在南京忙着筹办军事院校了。家人说，郭收到台湾传来的消息后，曾一个人静静地待在办公室里好长时间，然后在写的《台海局势分析报告》中特别避开了吴石提供的一部分资料。这种举动，不仅是对同志去世的哀悼，也暗暗表达了对国民党特务统治的不满和抗议。

郭汝瑰对吴石有英雄惜别之感，这挺合情合理的。作为红色潜伏者，他们俩的身份其实挺像的，都是国民党军里少见的“学者型将领”，在军中都挂中将的军衔。郭汝瑰当时在国防部作战厅担任厅长，参与制定了《长江防御计划》和《徐蚌会战部署》等重要战略，而吴石作为“国防部参谋次长”，也主持编写了《台湾兵要地志》和《舟山群岛防御图》等绝密档案。因为职位差不多，在军中的角色也挺相似，所以他们传递出来的战略情报都价值十足，一个关乎三大战役，一个关系台湾统一。可以说，他们俩是我党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的顶尖间谍。

可惜的是，在那血与火的年代里，他们曾经并肩作战，但最终的下场却大不相同，一个功成身退，另一个却带着怨恨留在台北。关于两人命运分岔的原因，郭汝瑰在临老时接受采访时也感慨过一句：“我们在同一张地图上行动，却走到完全不同的路口。”

在《沉默的荣耀》火热播出时，有个朋友问我，为啥郭汝瑰能在国民党核心地带潜伏整整18年都没露馅儿，而吴石刚到台湾不到半年就被识破了？

回顾过去，似乎就像一面明亮的镜子。

老黑觉得把郭汝瑰当成这面“历史的镜子”，或许能帮他更好地解答这个难题。

1997年10月23日，郭汝瑰在送女儿去机场的路上，不幸遇车祸去世，享年90岁。中央军委为他举行的追悼会上，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他的一生是“惊险曲折、丰富深刻”。

1926年，郭汝瑰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受到共产党人袁镜铭的影响，逐渐开始了解马克思主义。到1928年5月，在袁镜铭的引荐下，他悄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当时他还以川军将领郭汝栋的堂弟身份为掩护，在其部队里从事兵运活动。

1930年，袁镜铭遭到国民党杀害，郭汝瑰与党组织断了联系。同年冬天，因为被郭汝栋怀疑“赤化”，不得已去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这段日子，为他后来的军事生涯埋下了伏笔，也让他更深刻地认识到情报工作的关键性。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郭汝瑰返回国内，进入陆军大学第十期，用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随即留校任教，成了蒋介石特别看重的“天子门生”。他曾参加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等重要战役，在长沙战役中指挥新五师，以弱胜强，赢得蒋介石的亲自表彰。

这段时间里，他目睹国民党高层贪腐，也就慢慢地产生了投身革命的想法。到1945年4月，在地下党员任廉儒的牵线下，他偷偷和董必武在重庆见面。董必武让他“留在国民党里面，为党提供一些战略上的情报”，还同意让他重新加入党（补办党籍手续是在1980年完成的）。

1946年，郭汝瑰升到了国防部第五厅厅长，到了次年又被调到第三厅（作战厅），成为国民党军事决策核心人物。就在这个时候，郭汝瑰变成了蒋介石后来所谓的“最大的共谍”。

1947年孟良崮战役前，郭汝瑰把整编七十四师的作战情报藏在钢笔的内胆里传出去，结果这支王牌师就这样被全部歼灭了。

1948年11月，郭汝瑰在制定《徐蚌会战蒋方部署》的时候，特意把黄维兵团安排在双堆集这块容易被包围的地方，还用这个策略引诱蒋介石放弃蚌埠的决战计划，结果黄维十二兵团就这样覆灭了。在整个淮海战役期间，他一共提供了9份绝密的作战方案，包括江防图和江南兵力部署这些，为解放军渡江作战提供了关键的战略情报。

1948年底，国民党败局已现，郭汝瑰主动请缨，调任七十二军军长，前往四川建立防御体系。期间，他以“整顿军纪”为名，清除军中特务和顽固分子，把团级以上的军官全部换成了亲信；随后，他利用国防部关系，争取到一批武器装备，把七十二军从不足五千人扩大到二万三千人，成为四川的四大主力之一；接着，在蒋介石召开的西南防御会议上，他故意支持胡宗南提出的“重兵防守川北”的错误方针，但实际上把主力部署在宜宾、泸州一线，为解放军进入川内留出通道。

1949年12月11日，郭汝瑰带领2.3万官兵在宜宾发动电讯起义，彻底打乱了蒋介石“固守大西南”的战略安排。这次起义让川南咽喉地区落入他们手中，为解放军顺利挺进成都平原、解放大西南立下了汗马功劳。起义之后，他担任了川南行署交通厅厅长、南京军事学院教授等职位，还参与了《中国军事史》等重要著作的编辑工作。到了1980年，中央正式恢复了他的党籍，结束了他长达52年的“秘密党员”身份。

十八年，可不是一下子就过去的。

这十八年里，郭汝瑰经历了不少惊心动魄的考验，可谓跌宕起伏、丰富深刻，遇到过三次大危机，但每次都凭着胆量和智慧，安全挺了过来。反观吴石，由他自己犯的错误就只有一次，可偏偏这一次，结果成了死局，没有半点回旋的余地。这两人一比较，背后带来的教训，真是让人痛彻心扉、难以忘怀。

郭汝瑰遇到的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就是在1949年年头那会儿。

1948年11月9日下午4点钟，蒋介石在南京黄浦路的官邸里召集了高级将领开会，商量作战的具体计划。郭汝瑰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身为作战厅长，他提出了自己的作战方案。蒋介石听完后，点头就说：“就这么办。”第二天，蒋介石亲笔写信给黄百韬说：“这次徐州会战，事关我革命的成败，国家的存亡，务必要严加督导部队，认真指导训练，争取必胜，完成这个重要任务，极其关键。”

就在蒋介石说“期在必胜”这句话后的第十天，黄百韬的兵团全军覆没，黄自己也选择了自杀，结束了生命。

黄百韬兵团的失败，与郭汝瑰的关系可以说是紧密相连。

就在这次高级将领会议一结束，郭汝瑰把国民党军的作战计划等九份非常机密的军事资料交给了他的直线联系人任廉儒，让他赶紧把这些战略情报传出去。

可就在这个危急关头，任廉儒的直接联系人陈家康因为有事离开上海。考虑到情报的重要性，任廉儒赶紧找到民革军事特派员王葆真，那会儿只有他跟中央有联系渠道，能把这些情报及时传出去。

那时候的王葆真已经七十多岁了，说实在的，任廉儒现在让他把情报传出去，等于打破了郭汝瑰长期坚持的那套单线联系模式，增加了出现横向联系的危险。

可偏偏，事与愿违，王葆真刚刚得到情报，还没来得及传出去，就因为“京沪暴动案”中民革组织被破坏，他在1949年2月突然被捕了。

任廉儒把情报交给王葆真时，为了让对方明白情报的关键，他还提到这是来自郭汝瑰的，结果等于让王葆真知道了郭汝瑰的真实身份。就是说，只要七十多岁的王葆真挺不住国民党特务的严刑逼供，或者说特务在他手里找到这份情报，郭汝瑰肯定就得暴露无疑啦。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王葆真虽然年纪较大了，但在地下工作方面的觉悟特别高，意志也格外坚韧不拔。

“京沪暴动案”发生后，王葆真就已经知道了危险的逼近。被捕前一天，他打了个电话给任廉儒：“事情挺紧急，你交给我那包东西已经烧了，放心吧，无论发生啥，都请你别担心！”

抓获之后，王葆真遭受了非人折磨，但他始终坚持一句话：“关于军事的事，就我知道一个人，跟别人没关系。”

由于证据及时且坚决地被毁，紧要关头横向联络也迅速中断，王葆真拼命保护郭汝瑰，郭汝瑰才得以度过那段极其危机的时刻。

反案吴石案，真是让人唏嘘不已啊。

吴石暴露的关键，第一是为蔡孝乾的情妇马文娟办理了一张出境证，另一种说法是帮朱枫紧急搞了一份特殊通行，跳一跳说不定引狼入室，不管是哪一种，都会犯一个致命的毛病，就是留下一点点痕迹要是不够警觉，情报工作得不到保障，这样的举动就算还不过分，也是冒死的行为。要是他更有潜伏的敏感性，提升点安全意识，绝不会主动帮马文娟搞出境证，要是真的非得帮朱枫搞那证明，也得搞个“防火墙”，免得查出点啥来，查不出他的头上。可惜啊，吴石在这最关键的环节没能藏好，留下了明显的线索。

跟郭汝瑰的上线任廉儒比起来，作为吴石的上线，也就是在香港的万景光，他同样犯了个致命的错误。任廉儒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跟王葆真搞上了联系，发生这种横向联系的时候，他可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只联系了一次就把关系切断了，换句话说，即使王葆真出点啥事，也不会波及到郭汝瑰。但是万景光就不同了，朱枫埋伏在那，他居然主动让朱枫同时跟吴石和蔡孝乾建立联系。以前，吴石和蔡孝乾根本没见过面，两人之间没有任何组织关系，现在由朱枫做中间人，直接让吴石和蔡孝乾搞上了横向联系，这非常危险。吴石最终露馅，根本原因在于他和蔡孝乾那种间接的横向联系。

潜伏呀，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这个方面，郭汝瑰要比吴石更走运一些。

王葆真，年过七旬的老人，又不是共产党员，偏偏用生命护住了郭汝瑰；反倒是蔡孝乾，一个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竟然那么轻松地就背叛了一切。

郭汝瑰这次又遇到大麻烦，原因是杜聿明开始对他存疑。

在1982年，郭汝瑰和邓锡洸一块儿去见杜聿明。

郭汝瑰问杜聿明：“当年你为什么非得说我跟共产党有关系，是凭猜测还是有依据？”

杜聿明回道：“山东那边的人说的，有点依据。”

郭汝瑰紧接着问：“这人是谁？”

杜聿明答道：“这是机密，我不能泄露。”

从当事人晚年的这番话里，能看出杜聿明当时对郭汝瑰是不是共产党，早就存有深深的怀疑，这可不是随便猜猜，而是有点依据的。不过，他这个“依据”全是别人说的，没有掌握到确凿的证据。

在这种危机四伏的局势下，郭汝瑰采取了些什么应对措施，或者说是怎么巧妙地化解的呢？

郭汝瑰真是机智得很，为了让杜聿明不怀疑自己，他特意放出了一点把柄——说他“清廉得不像个国军将领”。杜聿明显然在心理上和郭汝瑰斗不过，因为拿不出确凿的证据。后来，他果然以“郭小鬼太清廉像共产党”为借口，跑去向蒋介石告状，结果却被蒋狠狠地打了个鼻涕——蒋 raising his voice怒斥道：“笑话，难不成国民党就不能有清廉的将领？”

郭汝瑰对蒋介石也挺了解，他的清廉表现得非常真切，蒋经国曾在蒋介石吩咐下突击检查他的住处，结果一看才知道，郭汝瑰住在肉铺的二楼，桌面上只摆了几盘素菜，根本没有一块肉。蒋经国把检查的情况告诉了蒋介石，蒋氏父子都觉得郭汝瑰确实是难得的清廉将领。

老黑觉得，郭汝瑰化解疑虑的绝招，最厉害的还是他善于借助国民党的派系争斗，玩起了“反向伪装”。

杜聿明一开始觉得他可能是共产党的间谍，于是他在会场上展现出“愿与共军决战”的坚决姿态。更巧的是，当他发现刘斐可能也藏有身份时，并没有直接接触或打探，而是居然和刘斐达成了默契，演起了双簧。有时，两人互相指控对方是共产党，有时又会在会场上一唱一和，把蒋介石和杜聿明等人一步步引入圈套。

《沉默的荣耀》里，吴石一直处在被怀疑的边缘，这跟历史上的真实情况其实不太一样。说实话，吴石所面对的环境，比郭汝瑰那时候还要危险得多。郭汝瑰还能利用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巧妙地找寻一些保护伞，但吴石所处的空间，像是个封闭得很的“透明鱼缸”，内部的特务系统高度监控，一点点的怀疑都能被无限放大。要是被怀疑，那基本就意味着死，无所谓啥博弈暗战的余地。

听说，郭汝瑰曾经评价过吴石，说：“吴石之失，失在侥幸。”

老黑觉得这话的意思是，吴石就像在“透明鱼缸”里头，危机意识不足。在这样的环境中，干啥事都得提前考虑，有没有设个防火墙，平时要伪装得恰到好处，无论正面还是反面，都得安排到位，这样才算完整。

可惜，我们看到的吴石，虽然有胆识，有大义，但缺少了些做情报时应有的谨慎和细腻。

除了这两场危机以外，郭汝瑰还曾遇到过一次麻烦，蒋纬国也曾有所怀疑，一次差点把他的副官王培基给 Hong 了。

有时候，王培基还担任郭汝瑰的交通员，一旦觉得情况不对，他立刻果断地咬舌自尽，避免了更大的风险。

1979年，郭汝瑰向中央军委递交了一份《关于隐蔽战线纪律建设的建议》，里面强调了做情报工作时的三条原则：一是人员要缩减到最精简，每个情报网成员不超5人，层级不超过3层，不能有横向连接；二是信息要简洁明了，只传递关键信息，避免多余；三是要准备好应急措施，每个联络员都得懂两种自杀方法，比如用毒药或利刃，以备不测。

郭汝瑰副官用咬舌自杀，简直就是第三点要求的最直接例证。

郭汝瑰在1949年宜宾起义之前，还果断地处决了试图叛变的副官。

在老黑眼里，这个最关键的第三点呢，简单来说，就是得做情报工作的时候，下得了狠手。可惜的是，从吴石身上，我们更多感受到的是那种“儒将”、爱国者的味道，像那种狠戾的气场，基本就没见到。

《沉默的荣耀》到头了，也算是结束了。

有人说，真正的卧底，指的是那些能在敌人心坎里点燃火把的人。

有人觉得，所谓的潜伏者，不是孤身在暗中摸索的人，而是那些能把黑暗变成光明的高手。

郭汝瑰确实挺厉害的，值得夸一夸。

咱们一直都在怀念吴石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