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档事件” 一说辨析

“查档事件” 一说辨析

▲1952年3月，毛主席在刘少奇、周恩来、刘亚楼等尊贵人士的陪同之下，热情洋溢地接待了新中国首批女飞行员。

“高岗事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历程中首次经历的党内重大分歧，近期引起了广泛关注。随着一批与该事件相关的当事人回忆录陆续出版，众多历史细节得以更加明朗化。然而，这一过程中也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疑问。其中，“查档事件”便是这些问题中的突出代表。

张秀山在《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以下简称《我的八十五年》)中写道：1953年初，高岗奉毛泽东之命查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沈阳)被捕的情况[1](以下简称“査档事件”)。2008年7月，赵家梁、张晓霁在《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2]一书中再次提到了这次“查档事件”。

张秀山，身为西北革命根据地与东北根据地的共同创建者之一，1953年时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副书记，主管组织工作。赵家梁自1952年起便担任高岗的秘书，而张晓霁则是原东北局第三副书记张明远的女儿。鉴于这些历史背景，他们在回忆录中提及的“查档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各式议论与传闻至今不绝于耳，甚至一些在党史研究领域具有一定声望的学者也将此事作为确凿的史料引用。这充分说明，在探讨“高岗事件”时，我们无法回避，更不应忽视这一事件。

01查档事件矛盾起因说法

“查档事件”的首次浮出水面，是由高岗的夫人李力群在私下与访客闲聊时无意中透露的。然而，她并未将此事公之于众，更未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因此并未引发广泛的关注。至于首次在公开出版物中对“查档事件”进行详述的，则是张秀山的著作《我的八十五年》。在该书中，他回忆起1954年3月东北地区的干部会议，并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核实此事为宜。”

回忆起1953年的初春，高岗曾向我提起，毛主席指示要检视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档案记录，并嘱托我负责统筹此项工作。我随即追问高岗是否已向其他人提及此事，他的回答是仅向陈云透露过。当我继续询问有关东北的具体情况时，高岗表示他并未向任何外人透露。我强调此事不宜对外公开，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当时，高岗的秘书也一同在场。在东北局组织部随后的部署工作中，我将审查干部的任务分成了两个小组：一组负责评估干部的现实表现，另一组则负责查阅敌伪档案。在查阅档案的过程中，我们没有对特定个体进行限定，以免给人以针对某个人的印象。即便是身为组织部长的郭峰，以及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同事们，在事后也并不知晓查阅敌伪档案的真正目的。所有的查阅结果都是按照敌伪档案的原始状况上报的。[1]

不久后，赵家梁与张晓霁便将“查档事件”作为话题引入，并在他们的作品《绝密任务》中对之进行了详尽的叙述。

特命他亲自赴东北，搜集并研读敌伪时期的档案资料，旨在深入探究上世纪20年代刘少奇在奉天（今沈阳）被捕后的行为与态度。

将这一机密且至关重要的使命赋予高岗，无疑凸显了毛泽东对高岗信任之深，非同一般。

高岗毅然离毛泽东而去，径自踏向陈云的居所，将事情的始末和自己的看法毫无保留地向他娓娓道来：显而易见，毛泽东主席与刘少奇的争执已不仅限于表面上的认知分歧，实则透露出对少奇同志革命品德的深切疑虑。这一事件牵连到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不容忽视。基于这一判断，他坚信刘少奇同志已成为党内的一枚“定时炸弹”。

陈云陷入深思，继而严肃地说道：“此事影响深远，你切莫急于得出结论。待调查完全清晰后，再行定断。在此之前，务须言行谨慎，严禁轻易将消息透露给他人！”

高岗点头称是。[2]

细阅上述两部著作对于“查档事件”的记载，不难察觉，尽管张秀山以亲历者的独特视角详述了事件的来龙去脉，赵家梁更是对高岗与陈云之间那段深入的对话进行了细致的描绘，但他们的叙述中依旧存在不少疑窦，而且双方在细节描述上也存在诸多不一致之处。

张秀山疑问：两点。

首先，我们需要深入分析为何有必要强调“当时高岗的秘书恰好也在场”这一细节。鉴于“该事件不宜外传，公开讨论不适宜”，为何要在秘书的见证下讨论这一重大且敏感的问题呢？

其次，对于郭峰部长是否知晓查阅敌伪档案的具体情形及其目的，尚需进一步探究。郭峰于1952年7月加盟东北局，担任组织部副部长之职。同年9月，他晋升为东北局委员。随后，在1953年4月，他接替张秀山的职务，正式担任东北局组织部部长，全面负责该部的日常工作。

赵家梁疑问点：

起初，赵家梁在其作品中将“查档事件”称作“绝密任务”，但关于他如何得知这一所谓的“绝密任务”的具体细节，他却并未做深入阐述。至于高岗与陈云之间的那段冗长的对话，其出处同样笼罩在神秘之中，未能向读者揭开其神秘面纱。

再者，考虑到“毛泽东曾指派高岗负责一项极其秘密的调查，命令其亲自审视东北地区的敌伪档案”，为何高岗没有亲自履责，而是将这一至关重要的工作“交托给了张秀山”呢？只有解答这一问题，我们才能明确判断毛泽东是否真的向高岗下达了该任务，以及高岗是否已向张秀山说明了具体情况。

赵家梁明确表态，他当时并未置身现场。而郭峰坚信，若是张秀山对此事有所举动，他必定会得知相关信息。

张秀山回忆说，1953年初，高岗曾下令他查阅刘少奇的档案，当时担任高岗秘书的是赵家梁。据张秀山所述，高岗在分配任务时，赵家梁确实在场。但赵家梁本人并未承认自己出席了那次会面。既然赵家梁否认其出席，那么他又是如何了解到该事件的细节的呢？

2000年1月25日，我在赵家梁的居所对其进行了独家访谈，就“查档事件”进行了详细交流。我询问：“关于毛泽东要求高岗调查刘少奇档案一事，你掌握有哪些确凿的资料？”赵家梁透露：“在我接受高岗监管期间，他亲口向我透露了这一信息，郭峰可能也有所风闻。高岗将此事委托给了张秀山处理，但具体细节我并不知晓。”【2000年1月25日，赵家梁访谈纪要。】尽管赵家梁的回答简短，但从中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结论，即张秀山提到的“高岗秘书在场”的说法并不准确。据赵家梁所言，他是在高岗被监管期间首次听说这一事件的。

赵家梁的回应虽解答了当前疑问，却引出了新的困惑——郭峰是否知晓真相？深入调查后，赵家梁怀疑郭峰可能掌握了信息，但郭峰本人断然否认，坚称自己对这件事毫不知情。

2000年2月17日，笔者特地就此事向郭峰请教，他回应道：

中央情报部门发现我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参赞张冠涉嫌叛国，随即指令东北局对此展开深入调查。当时，东北局纪委的张子衡同志负责统筹全局，而李正亭同志则具体负责经办此事。尽管我并未直接参与其中，但后来得知，经过对详实材料的严格审查，证实了张冠确实存在叛国行为，随后他被调离驻苏使馆，并终止了参赞的职务。

事后，我们进行深入分析，指出在干部队伍中，众多同志在地下斗争时期都曾历经被捕的磨难，且面临诸多历史遗留问题亟待审查。其中，辽东省公安局长孙雨泰便是这些同志中的一员。基于此，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的工作小组，由李正亭同志担任组长，下设数个小组，分别由李纯六、刘华以及组织部干部处的一名副处长负责领导。在整理满洲省委的档案资料时，我们注意到，当时有多份文件对刘少猷的革命意志减退和生活作风问题进行了批判，但并未发现刘少奇本人有任何问题。李纯六同志提出，刘少猷即是刘少奇，文件中的记录可能存在笔误，他建议将两人合并为一人，并建议我将“刘少猷”更正为“刘少奇”。考虑到缺乏确凿的证据支持，我并未接受这一建议。在此之前，李纯六同志曾多次向李正亭同志提出这一建议，但最终因我坚持原有看法，这一提议未能付诸实施。

自高岗事件爆发以来，李纯六揭露了高岗意图陷害刘少奇的阴谋，试图对他进行诬陷。在查阅满洲省委档案的过程中，他指使郭峰将“刘少猷”的名字篡改为“刘少奇”。那时，我已被贬至大连，当局特地派遣人员前来与我商讨此事。

在那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李纯六再次披露，当年我们在审查刘少奇同志在满洲省委任职期间的档案时，郭峰同志曾一度阻挠审查的进行。鉴于这一情况，我不得不着手撰写材料，旨在还原此事的真相。

在整理的档案资料中，包括了满洲省委的文档、日伪时期的记录以及中央调拨的文件。这些资料总计汇编成了12卷，其中部分被送往中组部、中央档案馆等相关部门，而东北地区则留有5份副本。在这5份副本中，东北局书记每人一份，组织部保存一份，而我原先也保留有一份。然而，遗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珍贵的档案资料都被上交了。

在1952年整理档案的过程中，情形大体如此。但据我所知，毛主席并未对此作出过任何指示，同样，也未听闻此事由高岗负责部署，张秀山也未曾向我透露过相关信息。至于张秀山是否有过私下行为，我并不清楚。然而，鉴于我对这一事件有所了解，若真有行动，理应能有所察觉。至于李纯六持续关注刘少奇，这可能与事件存在某种联系，但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并不大。【2000年2月17日，戴茂林与赵晓光对郭峰进行的访谈记录。】

郭峰在谈话中提及的诸多问题，特别值得关注与强调。

起初，东北局组织部广泛查阅敌伪档案的情况确有此事。然而，此事并非如张秀山与赵家梁所述，发生在1953年初或春夏之间，实际上，它发生在1952年7月之前。

紧接着，本次档案审查的触发点，源自中央对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张冠存可能叛逃的疑虑，随即下达命令，要求东北局对此事进行全面调查。

第三，在梳理满洲省委档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当时多次举行会议，对刘少猷展开批判，主要涉及其革命意志的消沉及生活上的堕落。然而，经过深入的查阅，我们并未发现刘少奇存在任何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参与档案整理工作的李纯六却误将刘少猷与刘少奇混淆。

第四，郭峰表达得十分明确：“我未曾听说毛主席有任何指示，也未听闻高岗有所布置，张秀山也未向我提起过此事。”

郭峰所谈论的焦点问题极具意义，但时至今日，半个世纪过去了，郭峰的记忆是否依旧准确？我们又该如何通过现有史料来验证这些陈述的真实性呢？

自1952年7月至1953年5月，东北局积极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敌伪档案整理活动。

论及1952年东北局启动敌伪档案整理工作的初衷，不妨以郭峰在“高岗事件”中的遭遇为引。该事件爆发后，郭峰被纳入高岗的“五虎上将”行列，随即被下派至旅大地方国营机械五金总厂，担任第二副厂长的职务。至1959年初，他被调任大连市计委工作。次年7月，他又被任命为辽宁省财贸办公室的副主任。随着“文化大革命”的降临，郭峰于1967年再度遭受打压。在1968年2月13日，他撰写了一份长达4000余字的《关于清理敌伪档案问题》的交代材料。这份材料以密密麻麻的钢笔字迹填满了七张稿纸的背面，详尽地剖析了1952年东北局整理敌伪档案的始末。

材料分四部分。

并无此事。当时，我仅将其视为组织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基础建设，它对于未来审查干部和研究满洲党史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在执行这项任务时，我并未将刘少奇的问题纳入考量。至于敌伪档案与我个人历史问题的关联，这一点我确实有所思量。当时，我对自己的思想毫无保留，坚信1933年的被捕入狱以及之后的出狱经历并无严重后果，且在1943年的整风审干中，我已经如实地陈述了相关情况。在整理敌伪档案的过程中，如果能找到与我相关的档案，将有助于证明我的情况及过去的陈述，对我个人问题的澄清将大有帮助。因此，我竭尽全力支持并推进这一工作的顺利进行。

自1952年八九月至1953年四五月，抑或五月六日之前，我们清理敌伪档案的工作告一段落。这一决定的背后，关键因素在于针对张冠的审查任务已顺利实现目标，证实其身为叛国投敌者的事实。与此同时，搜集涉及干部历史问题的相关敌伪档案的工作也大致完成。此次行动遍及沈阳、哈尔滨、大连、长春等地区，以及抚顺、丹东、锦州、吉林等城市。工作组同仁反馈称，尽管部分材料尚有缺失，但我们已竭尽全力搜集了所有可查资料。鉴于再无新材料可供发掘，我们决定整理现有资料，正式宣布此项工作的终结。

一方面，负责党史资料的梳理工作主要由李纯六主导；另一方面，则是对干部个人历史问题的档案材料进行整理，这一任务由刘华与李正亭共同承担。在遇到问题时，他们或个别咨询，或集体商讨，均会与我进行深入交流以寻求解决方案。

（三）在清理敌伪档案的过程中，收集到的资料大致可归纳为两大类别，其性质亦有所不同。其中一类是《满洲党史资料汇编》，另一类则为《干部历史问题敌伪档案材料汇编》（尽管这两个名称可能不够精确，但大体上还是能够反映出这两类资料的基本属性）。《满洲党史资料汇编》由李纯六同志负责编纂。编纂工作完成后，资料得以印刷并汇编成书，总计十三卷。我记得在1953年上半年或春节期间，我曾经查阅过这些资料，但具体的时间细节已经模糊不清（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些资料是在整理并装订成册之后被查阅的）。

该材料收录了干部们的历史档案，即所谓的敌伪档案汇编，由当时东北局组织部干部处最终编纂成书。这些档案的整理、打印与编辑工作，是根据个人档案及每起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的。在整理过程中，对于由省市委管理的干部，其单项或专案材料均被转交至相应的省市委；东北区及外省的材料则被抄送至中央组织部；而东北局所管辖的干部档案则保留在东北局组织部。随后，干部处将各专案或高级干部的相关材料汇编成册，存放于东北局组织部，以便于查阅和使用。至于具体汇编了多少册，我已无法确切回忆。不过，我确实曾对这些材料进行过审阅，那是在最终装订成册之后，相对较晚的阶段，大约是在1954年的农历一月至二月期间。

（四）在处理敌方与伪政权档案资料时，是否有档案被销毁的情况？这批档案的处理方式是怎样的？面对收集到的大量敌方和伪政权档案，当时并未将其分发给各省市。我回想起来，李正亭曾提出将档案装箱保存的建议，以便将来查阅。我对此表示同意。据我所知，大部分档案被保存在沈阳东北局组织部干部处，而部分资料则是从哈尔滨搜集而来，似乎并未被带回哈尔滨市。直到1954年3月，我们未曾作出过销毁这批档案的正式决定。我也未曾接到中央任何部门或个人要求销毁这些档案的指示。

本文已详尽地陈述了我个人在处理敌伪档案问题上的所有细节。

【郭峰：《关于整理敌伪档案事项的论述》，1968年2月13日。】

这份产生于文革时期的悔过书，对于我们探究文中提出的历史疑问极为关键。尽管该悔过书的可靠性极高，但从历史验证的角度出发，仅凭个人的陈述尚不足以构成确凿证据。那么，还有哪些原始史料能够证实郭峰观点的准确性呢？

将相关文件汇编成册，其中部分内容被精心编纂为《满洲党史资料》。但值得注意的是，《满洲党史资料》的册数并非郭峰在1968年所提到的13册，亦非他后来所述的12册，实际上应为14册。

“本译稿尚未经过严格审核，请在使用时参照原文的日文版本进行核对。若相关内容已被收录在十四集参考资料中，请以参考资料内的内容为准。”

本档案的序章，由1952年10月东北局组织部与纪律检查委员会联合组建的调查组共同执笔。

我们收集到了一批关于我党与抗联的日寇档案文件。考虑到工作需要和查阅的便捷性，我们临时邀请了数位同志承担翻译任务。鉴于档案资料众多且时间紧迫，负责翻译的同志们所译文件与普通书籍报刊存在差异，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出现词句表达不准确或误译的情况在所难免。同时，鉴于工作繁重，加之手头有原始档案可以对照，我们未能对译文进行深入的校对。希望阅读译文的同志们，在遇到任何疑问或发现译文中的错误时，除了以我们的正式报告为准，也可参考原始档案。

东北纪委联合调查组成立

1952年10月

这份资料明确指出，1952年东北局曾开展针对敌伪档案的整理工作，并进一步披露了这一举措是在“东北局组织部、纪律检查委员会联合调查组”的名义下进行的。通过将这份当年的原始记录与郭峰于1968年2月13日所撰写的悔过书，以及2000年的访谈内容相互结合，我们可以轻易地解开众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首先，东北局着手整理敌伪档案的行动，理应在1952年7月之前启动。尽管郭峰在1968年的供词中提到，这一工作是在1952年的八九月间开始的，但根据他后来的谈话内容，我们可以得知，郭峰对于自己于1952年7月1日抵达东北局组织部报到的细节记忆深刻，并且他坚信，在那之前，整理工作已然启动。

其次，东北局启动此项目，起因于中央组织部发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张冠涉嫌叛变，遂下令东北局对其问题进行全面核查。在深入审查张冠案件的过程中，东北局还发现其他干部亦存在历史遗留问题亟待审视，因此决定开展此次针对敌伪档案的清理行动。

一部为《满洲党史资料汇编》，另一部则是《干部历史问题与敌伪档案材料汇编》。

第四，尽管此次整理敌伪档案的行动并非针对刘少奇个人所发起，且在执行过程中，并未有意触及刘少奇的相关问题，但在对满洲省委档案进行整理的过程中，的确出现了工作人员将刘少猷与刘少奇混淆的情况。

然而，有一项郭峰或许尚未察觉的细节：李纯六不仅曾力图将刘少猷的名字更改为刘少奇，且曾与李正亭以及郭峰本人就此议题进行过商讨，更向张秀山提交了相应的报告。

黎明回忆道：

自1952年或1953年起，便开始了对敌方档案的查阅工作。至于此举背后的具体原因，至今仍是个谜。当时我供职于组织部，鉴于对敌伪档案的回避态度，我便转向了一般档案的查阅。而李纯六则负责处理敌伪档案。此人性情乖戾，曾犯下奸污妇女的罪行，甚至在出差至哈尔滨期间，竟在百货公司中对女工进行了轻薄。他曾担任过一县公安局长，后来因事被调至组织部。他曾误将一名叫刘少猷的人认作刘少奇，于是擅自篡改了档案，并向张秀山汇报，张秀山却信以为真。我对这起事件了如指掌。【2000年1月7日，张晓霁访谈黎明的谈话记录。】

至于李纯六为何会将刘少猷误唤作刘少奇，这一疑问的答案，需回溯至那个更为久远的满洲省委时期。

02

在此次整理敌伪档案的过程中，不慎将刘少猷与刘少奇两位历史人物误认为是同一人。

依据郭峰在1968年的供述、2000年的回忆，以及黎明的相关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在东北局组织部整理敌伪档案的过程中，确实发生了工作人员将刘少猷与刘少奇误认作同一个人的情况。该事件之所以发生，固然是由于二人的名字仅相差一个字，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曾先后担任过满洲省委书记一职。

自1927年10月成立至1936年1月被撤销，中共满洲省委历经8年有余，期间共更换了13位书记。在这批书记中，刘少猷担任了第三任职务，而第四任书记则由刘少奇接任。

首先是“根本观念的动摇”，其次是“工作情绪的消极及生活表现的官僚化”，最后是“经济管理及支配”方面的一系列具体问题。信中还提出，希望中央对刘少猷进行适当的处分，至少应审查其几年。【资料来源：《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3月至1929年10月）》，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第133页。】

鉴于满洲省委面临的严峻形势，1929年6月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作出决定，任命时任中共上海沪东区委书记的刘少奇同志担任满洲省委书记一职。刘少奇及其夫人何宝珍于7月14日历经波折抵达沈阳，随即迅速展开工作，为满洲省委开创了崭新的工作局面。

鉴于刘少猷于1930年7月不幸在云南遭受军阀的残忍杀害，时年仅28岁，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了解他的人寥寥无几。以致在整理满洲省委档案的过程中，李纯六误将刘少猷与刘少奇混淆，这一事件虽因郭峰等人的坚持而未将刘少猷的名字更改为刘少奇，但无疑为后世埋下了不少隐患。

从上述资料中可知，尽管在清理敌伪档案的过程中，有人误将刘少猷误认为刘少奇，但刘少猷在担任满洲省委职务期间并未遭受逮捕。因此，这一事件与敌伪档案中记载的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记录并无直接关联。

03

张秀山生前编纂的回忆录中，并未提及“查档事件”的任何记载。

理顺了东北局调查敌伪档案案件的始末，尚不足以完全揭开毛泽东是否曾指示高岗查阅敌伪档案中刘少奇被捕详情的疑云。《我的八十五年》一书以张秀山的回忆录为载体出版，唯有深入剖析《我的八十五年》中对“查档事件”的记载，方能彻底解开“查档事件”的谜题。

1911年7月18日，张秀山诞生于陕西省神木县。自1930年起，他与高岗并肩作战，共同投身于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立事业。随着解放战争的硝烟弥漫，张秀山踏上东北大地，历任中共松江省工委书记兼松江军区政委、辽宁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及组织部部长等关键职务。1952年8月，他被中共中央擢升为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副书记，位居高岗、林枫之后，成为东北局第三号人物。“高岗事件”爆发后，张秀山被指为“高岗反党宗派”的核心分子，于1954年12月被贬至辽宁省盘山机械农场担任副场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张秀山获得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研究中心顾问及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专职委员的任命，并在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上荣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我的八十五年》一书的后记中，回顾了该书的诞生历程，提及道：

“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光里，得益于一批老同志以及家人持续不断的催促，我的父亲毅然决然地开始了他人生的口述回忆。当时，作为他秘书的孙普希先生，不惜辛劳，将父亲口述的内容整理汇编，最终形成了近十万字的《我的回忆》初稿。”

“自父亲离世以来，众多叔叔屡屡告诫我们：‘你父亲的一生颇为艰辛，你们务必要妥善整理好他的珍贵记忆！’”

“依据父亲的回忆，我们整理并补充了他所叙述的历史事件及保存的资料。针对父亲记忆中的重要历史事实，我们遵照他的遗愿，核对了一系列历史文献及老一辈学者所著述的内容，进行了细致的校对，并附上了必要的注释……为这本书拟定了一个能够展现他大部分人生经历的标题——《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至东北》。此即为父亲著作的问世历程。” [1](pp．442～443)

这段后记揭示了，《我的八十五年》这部著作的原初版本《我的回忆》仅有约10万字。而扩充至40余万字的《我的八十五年》，则是在张秀山离世之后，由其子女们根据他的回忆以及搜集的相关资料所汇编完成的。据此，我们不禁要问：张秀山生前所完成的《我的回忆》中，是否包含了对“查档事件”的具体描述？

《我的回忆》于1989年4月完成。笔者翻阅了这本油印成的小册子，发现其中对七届四中全会后召开的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的情况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描述，然而书中并未记录张秀山与罗瑞卿之间的对话，对于所谓的“查档事件”也未曾提及一字。

在一次与张秀山的对话中，罗瑞卿突然提问：“你们查阅少奇同志档案的真正意图是什么？”这句话深深烙印在张秀山的记忆中。多年后，当张秀山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他感慨地说：“我明白他的疑问所在，于是向他建议，罗部长，您最好能向毛主席确认此事。去年春天，高岗曾告诉我，毛主席指示查看沈阳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沈阳）被捕的记录，并让我负责组织此事。我询问他是否向其他人提及，他提到只告诉了陈云同志，而关于东北的情况，他则表示并未告知。我强调此事不宜扩散，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于是，我将任务布置给了郭峰，并要求他务必保密，查阅范围不宜过于狭窄，以免给人以针对特定个人的错觉。查阅结果同样需要严格保密。郭峰也严格照办。至今，在东北局内部，除了我，无人知晓此事。”

这段文字揭示了，在2002年整理的张秀山回忆录与1989年发表的《我的回忆》相较，已有显著变化，其中新增了“查档事件”的记载。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一事件的描述在2007年正式出版的《我的八十五年》中，与之前的叙述存在两处显著的差异：

首先，原文中未突出“在提及此事时，高岗的秘书恰巧在场”这一细节。

第二点，明确指出这项任务是由郭峰负责执行的，同时特别强调“截至目前，东北局内部尚无人知晓此事”。

然而，当事人郭峰却在那段话的边缘画下了三个疑问号。随后，他向笔者透露，他并不认同张秀山家属所采用的表述方式。原因在于，他对该事件一无所知，更未曾参与其中。事实上，正是由于郭峰的坚决反对，张秀山家属整理并出版的《我的八十五年》在描述“查档事件”时，才加入了这样一句话：“即便是后来的组织部部长郭峰，以及负责此项工作的相关人员，均对查阅敌伪档案的目的并不知情。”此外，书中还出现了将未到场的高岗秘书误记为在场者的明显错误。

“彼时，他尚不可能提及此事。直至后来，他才向我娓娓道来。”

张秀山因受“高岗事件”影响，被贬至基层长达二十余年。尽管他后来重返部级领导职位，对历史敏感问题保持谨慎态度实属正常。然而，《我的回忆》一书于1989年4月完成，而张秀山早在1982年便已从国家农委副主任职位上退休。那么，为何他至今仍对此事缄口不言？进一步对比《我的回忆》与《我的八十五年》两书中对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的描述，可以发现，《我的回忆》中提及的“林枫利用会议机会整人”、“安子文提前告知安志文中央对高岗的处理意见”、“高岗自认无法通过刘少奇考验”等敏感内容，在《我的八十五年》中却消失了。显然，对于《我的回忆》中未提及的“查档事件”，仅凭《我的八十五年》作者的说明是难以解释清楚的。

04几点结论

经前文详尽剖析，本研究从两大维度得出了针对“查档事件”的探究结论。

关于“查档事件”的起因。

首先，自1952年7月起至1953年5月间，中共中央东北局着手实施了一场针对敌伪档案的清理工作。

其次，东北局着手进行这项工作的初衷，并非直接响应毛泽东对高岗指示，调查东北敌伪档案中关于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沈阳）被捕的记录。实则，是由于中央组织部察觉到中国驻苏大使馆参赞张冠存在叛变的可能性，因此，中组部指令东北局对此事进行彻底调查。在审查张冠问题的过程中，东北局发现众多干部的历史背景亦需审视，这才促成了此次对敌伪档案的清理工作。

第三，本次清理敌伪档案的工作虽然被划分为若干小组协同执行，然而，整个行动实则是在“东北局组织部与纪律检查委员会联合调查组”的统一名义下展开。经过细致的调查与整理，最终编撰成两册详实的材料。

第四，尽管此次清理敌伪档案的任务并非专为此事而设，但在整理满洲省委档案过程中，却意外发现了关于当时多次召开会议，批判满洲省委书记刘少猷革命意志消沉、生活作风堕落等问题的事实。负责此任务的李纯六主观臆断，认为刘少猷即刘少奇，并据此将个人看法告知了郭峰、张秀山。

第五，尽管在清理敌方及伪政府档案的过程中，曾有人将刘少猷误认作刘少奇，但刘少猷在担任满洲省委职务期间，并未遭受拘捕。此情形与查阅敌伪档案时发现的关于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记录并无直接联系。

（二）在《我的八十五年》一书中，作者对所谓的“查档事件”进行了详细记述。

由于《我的八十五年》中关于“查档事件”的叙述有明显的错误，《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一书中的相关叙述也不能给其佐证，时任东北局组织部部长且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郭峰又明确说：“我从未听说有毛主席的授意，也没听过是高岗作的布置，张秀山也没给我讲过”，而且还认为如果“张秀山个别进行，我管这件事一定能知道”，所以仅根据《我的八十五年》中的叙述就得出“毛泽东在1953年让高岗查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沈阳)被捕情况”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