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前兆：程世清惊曝林彪要逃跑

程世清，生于1918年，河南省新县人士。建国后，他先后担任军委装甲兵司令部干部部部长、政治部主任、第26军政治委员、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江西省委书记、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并于1955年荣获少将军衔。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程世清目睹了诸多重大历史事件：邓小平、陈云等领导同志被下放到江西时，他正担任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与邓、陈有过交往；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他曾在中南海的毛泽东与林彪之间进行斡旋；九一三事件前夕，他向毛泽东汇报了“林彪可能逃逸”的情报。由于被卷入政治风波，程世清遭受了审查与逮捕，后来虽被免于起诉，但他在孤独与寂寞中度过余生。2008年4月29日，程世清病逝，讣告仅有寥寥数语，并未对其生平做出评价。

庐山之会——毛泽东言“炸平庐山”与林彪之态度逆转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庐山召开。与会者包括中央委员155名，候补中央委员100名。为确保会议的顺利进行，程世清投入了极大的努力。然而，天意难料，还是出现了疏漏，由此引发了一段在当代史上颇具影响力的公案。

为确保大会的安全保卫与接待服务万无一失，特组建了接待委员会，成员包括程世清、杨栋梁、文道宏、陈昌奉和马志勇。委员会下设六个工作小组，分别是交通组、警卫组、物资组、秘书组、医疗组和通信组。

遵照程世清的指示，政治局常委成员在进山和下山途中，通常需提前两小时实施戒严，并在45分钟前派遣检查车辆对哨位进行巡逻，确保实行单向通行。至于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在进山和下山时采取分段戒严，并实施半单向通行。毛泽东进山时，从九江火车站至威家一线全程超过20公里，共设置了350个哨位，部署了406名战士。从威家至隧道口，又增设了100个哨位，并配备了200名战士。此外，为了加强对上山车辆和人员的管控，上山车辆必须由交通组发放统一的通行证。山下人员若因工作需要或其他特殊原因必须上山，需前往九江南湖宾馆，由九江地区保卫部出具证明，方能购票进站。大会所需的物资，则指定运至威家，再由物资组派遣专用车辆前往威家进行转运。对于家庭、社会关系以及个人历史较为复杂的人员，一律安排全家迁至山下安置。牯岭东谷的机关单位和居民则全部迁往西谷，并设立定点、定时、定人的哨卡，以确保大会的安全万无一失。

程世清精心设计并亲自监督的严密防线，连野兔都难以逃脱，却让毛泽东身边的汪东兴发现了重大疏漏。在庐山会议前夕，汪东兴抵达庐山，目睹毛泽东住所上方正传来隆隆的炸石声。他立刻质问程世清此举何为。程世清答称是在修建飞机场。汪东兴感到困惑，质疑为何要在那里修建机场。程世清解释称该地面积广阔，有利于直升机安全降落。汪东兴追问批准修建机场的权限归属，程世清表示是军委批准的。汪东兴继续追问具体命令下达的时间，程世清回忆后回答是前一天收到的命令。

汪东兴迅速抵达现场查看，发现机场修缮工作进展迅速。他向程世清汇报，指出该机场位于主席住所之上，可能干扰主席的休息与办公。程世清询问对策，但汪东兴当时未能给出明确答复。

返抵杭州后，汪东兴向在此暂住的毛泽东汇报了关于修建机场的事项。毛泽东随即追问：“是谁下令的？”汪东兴答道：“我并不清楚。”毛泽东指示他：“那你打电话去询问总理，看看他是否知情。”然而，周恩来也表示自己并不知晓。电话这头的汪东兴不禁感慨万分：“看来这事儿有些棘手，连你也不清楚！”

周恩来即刻向新任总参谋长黄永胜询问详情，黄永胜回应称：鉴于部分老同志在前往庐山的途中，乘坐汽车沿盘山道会有不适，而乘坐飞机则既快捷又安全，空军已预备了数架直升机。周恩来随后追问，这一决定是否已向中央汇报？黄永胜答道，已经向林副主席汇报过。周恩来随即拨通汪东兴的电话，确认系林副主席的批准。汪东兴随即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对此未发表意见，仅微微点头示意。

程世清未曾预料，该直升机场原本是中央首长专机师师长时念堂与空军航行局局长尚登峨共同实地考察地形后所决定的。在江西方面仅是负责施工组织。然而，汪东兴的这一汇报，却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一个深深的疑问。

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撰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此文作为会议文件，分发给与会代表及高级干部。文中指出，陈伯达所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缺乏马克思的思想，仅引用了恩格斯的一句言论，因而误导了众多同志。同时，毛泽东批评陈伯达，尽管两人共事三十余年，但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缺乏协作，此次更是以突袭方式挑起事端，意图制造混乱，甚至有炸毁庐山、停滞地球运转的企图。在9月6日会议闭幕式上，毛泽东再次提及这场斗争，强调庐山不可被炸平，地球依旧转动。他进一步表示，即使庐山被炸平，他也不会屈服。毛泽东强调，若有人想代表人民，尽管去当国家主席，但他本人早已不再担任此职。他指出，若有人试图通过代表人民来获得国家主席之位，他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放弃了这一身份，因此，即使庐山被炸平，他也不会改变立场。

翌年，毛泽东南巡至长沙，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等人士进行了深入交谈。在谈及庐山发生的事件时，他再次强调，曾有几名将领起初展现出极大的胆识，仿佛有炸平庐山、使地球停止转动的气魄。然而，不久之后，他们便匆忙撤回了之前的记录……

原计划完工后，将有多架伊尔—14飞机与云雀直升机在此庐山小机场轮流值班。然而，毛泽东屡次提及“炸平庐山”的言论，其影响究竟几何，尚不可详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毛泽东的这一表述，显然是受到了修建小机场时炸山作业的触动。

1970年庐山会议，没有像希望的那样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毛泽东和林彪的矛盾开始公开化。作为东道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程世清的压力非常大。庐山会议最后一天晚上，程世清来到毛泽东住处，向主席汇报了有关疑问，特别是他对叶群的一些疑惑：叶群常以为林立果找对象的名义，派人在各大军区乱窜，实则是与各大军区拉拢关系。程世清特别向毛泽东讲到林立衡在1969年同游井冈山时告诉他，林彪家里有三派——林立衡说自己属于中间派，林立果和叶群是右派，林彪是左派。最后，程世清建议毛泽东留下，到南昌住几天，再和林彪谈谈。毛泽东听后对他说：“林彪啊，还是要保的。”并同意在南昌住下来，找机会和林彪再谈谈。

程世清于当晚迅速抵达林彪所住的304号别墅。出乎意料的是，他首先遇到了叶群，她正忙于指挥工作人员整理物品。林彪则安静地坐在卧室中，对程世清的到来点了点头。程世清神情急切且直率地向林彪表达了他的担忧：“林副主席，庐山的问题尚未解决，若处理不当，可能牵连到党内众多同志。主席已同意在南昌稍作休息，江西方面已安排好主席及您的住处。不知是否能在南昌逗留两天，以便与主席进行深入交流？”林彪对此表示赞同。程世清随即在夜幕下将这一情况紧急上报给毛泽东，毛泽东回应道：“那就这么办。”

可是翌日（9月7日）一清早，秘书就火急报告，林副主席马上下山，要回北京。程世清带着夫人刘秋萍赶紧前去，一见到林彪，就问道：“林副主席，什么事情急着回北京，昨晚不是讲好到南昌去休息休息吗？”叶群听到说话声，从隔壁的房间走进来，把门一摔，说：“林副主席需立即启程，不得在南昌逗留。”程世清无言以对，只得再次向毛泽东汇报此事。毛泽东惊讶地问道：“怎么变化如此之快？”

上午八点半，林彪踏上了离开庐山的旅程。他自防弹车中伸出头颅，不断向人群挥手致意，他那浓眉紧锁，面容苍白，毫无血色。事后，程世清对于未能挽留林彪一事始终感到遗憾，在接受采访时，他不禁感慨道：“要是在那天林彪能留下该多好！”

在九一三事件爆发前夕，有人对毛泽东直言不讳：“林彪恐怕将要逃离。”

程世清与林彪的甜蜜联姻在九一三事件爆发前夕画上了句点。

1971年8月30日，夜幕降临，约九点钟光景，毛泽东开始了他的南巡之旅，从长沙抵达南昌，并入住八二八招待所。

此次毛泽东南行，其目的在于为彻底解决庐山会议的核心问题——即林彪问题——而对全国各地的党政军主要领导进行持续的思想引导与教育。当时，毛泽东将南昌定位为巡视路线上的一个关键站点，特地召集了许世友（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至南昌，与二人及程世清共同进行了深入的谈话与教育。

8月30日，毛泽东在乘坐车辆期间，与程世清等人进行了交谈。此次谈话聚焦于庐山会议的议题，点名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进行了批评，并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林彪。毛泽东借此机会，结合党内历次路线斗争的教训，指导与会者提升认识，明确自身问题，并与林彪划清界限。在与程世清的对话中，毛泽东询问他是否知晓吴法宪在去年庐山会议期间对王维国、陈励耘、韦祖珍等人打招呼的情况。程世清急忙回应，承认自己有错误，并认为吴法宪对其产生了不良影响，主要错误在于自身思想改造不够。毛泽东没有继续追问，而是转向了与其他人的交谈。

毛泽东的谈话极大地触动了程世清，当晚他彻夜难眠，联系种种情况，反复思考，决心讲清自己的问题，并突发奇想，冒出了“林彪可能要逃跑”的想法。他决定冒死向毛主席报告。第二天下午，程世清先面见了汪东兴，说：“我有些很重要的问题，要亲自报告主席，但怕主席没有时间，是否先同你谈谈，而由你转告主席。”接着便对汪东兴谈了他自己的问题和对林彪问题的看法，提出林彪可能要逃跑，并请汪东兴代为向主席报告。汪东兴听后说：“你所言之事，理应亲自向主席陈述，我无法代为转达。我刚从主席那里回来，他尚未休息，您现在就可以前往。”

随后，程世清即到毛泽东处，向毛泽东讲了以下内容：

一、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通过电话召唤我至其居所，并邀请我一同拜访叶群，就华东组讨论的进展进行交流。我察觉到叶群对黄、吴、李、邱四位“大将”的态度颇为严苛，似乎掌握了他们的一些把柄。因此，若要妥善解决四位“大将”的问题，必须从叶群入手。

二、在1970年，林彪曾指派一架专用飞机，将一辆苏联制造的水陆两栖坦克运送至南昌，并要求我们进行仿制，声称是为了林彪和叶群在北戴河游泳时使用。坦克制成后，另一架专机又将原车和仿制车一同运走。

三、1971年7月，周宇驰亲自操控一架国产的云雀直升机抵达南昌。彼时，我所在的省委正于梅岭召开会议。周宇驰专程前来见我，由空8军（驻扎于南昌）的副政委李登云陪同，将其引至梅岭。午睡前，我与李登云一同接见了周宇驰，双方仅是寒暄了几句，大约半小时后，他便匆匆离去。事后，李登云告诉我，周宇驰驾驶直升机离开南昌，先是前往庐山与井冈山，而后又飞往广东。我认为周宇驰独自驾驶飞机四处飞行的行为异常，不禁猜想他究竟有何图谋。

四、林豆豆先后两次莅临南昌进行采访，曾造访我的家中。在与我爱人交谈的过程中，她透露了对叶群的些许微词，并提及自己家庭情况之复杂。她恳请程世清政委尽量避免触及她家之事，以免招致不必要的麻烦，甚至有性命之虞。林豆豆为何将家事视为如此重大的问题，实令人难以捉摸。

最后程世清对毛泽东说：我怀疑林彪可能要逃跑，可能从北戴河坐水陆两用坦克往南朝鲜跑，也可能坐飞机往香港跑。程世清讲完后，毛泽东说：“程世清啊，你所提及之事，唯有告知总理一人，不得向他人透露。”

在程世清的回忆录中（记录于秦城监狱期间），他如此描述了自己汇报结束后的心境：“那时，那颗压在我心头将近一年的巨石终于落地，我感到无比的释然与愉悦。那日1971年8月31日的夜晚，我畅饮三大两贵州茅台，那美酒犹如甘甜的蜜汁，令人心醉。那一夜，我睡得格外香甜。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终于完成了自己应尽的职责。”

在聆听程世清的详细汇报之后，9月1日，毛泽东同志因身体不适，安排了一天的休息。翌日，即9月2日，他又接见了许世友、韩先楚以及程世清等同志。到了9月3日午饭后，众人尚在享受午休时光，突然接到紧急命令，主席即将启程，要求即刻展开警卫和道路安保措施。不久，毛泽东同志在汪东兴和程世清的陪伴下，从一号楼内室步至门厅，轻轻挥手，登车离去。

以往，毛泽东在南昌的活动总是遵循一定的规律，各项工作按照既定计划有序进行。然而，此次他的行动却显得异常，他突然决定离开南昌，途径杭州和上海返回北京。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从逻辑推理来看，应该是在9月2日，毛泽东听取程世清的汇报后，对林彪及其四大将的动向和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和决策，因此紧急返回北京，以便抓住先机，从容应对。在关键时刻，程世清的一番话震惊四座，他怀疑林彪可能意图逃跑，这对于毛主席和党中央及时、果断地处理林彪问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客观而言，此事此人，历史应当给予公正的评价。

此事后续情况尚存。

1971年11月，周总理在针对洪都机械厂生产的70余架强五型飞机疏散问题进行调查时，亲自致电文道宏（时任江西省委副书记、省军区副政委）表示：“只要此事得以查明，并无问题，便是最好。这起事件是韩先楚同志（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江西省当时隶属福州军区）向我提及的，我因此不得不亲自介入。望你们能够理解我的立场，不要感到有任何压力。此次解决林彪问题，你们亦功不可没。请将我的电话转达给程世清同志（原本电话是直接拨给程世清的，但因其下乡，故由文道宏接听）。总理口中的‘起了作用’，自然是指程世清同志于9月2日在南昌向毛泽东主席的汇报。”

1972年3—4月，中央为解决江西问题（主要是程世清问题）举行的有7位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上，程世清在检讨自己的问题时，讲了当时在南昌向毛泽东提出林彪可能逃跑的怀疑，并说汪主任知道此事，他可以作证。汪东兴当即插话说：“这个事是这样的，你当时是把这些问题对我讲了，我可以作证，但你要我替你向主席转达，我说我不转达，你应当直接向主席讲，你是不是跟主席讲了呢？我不知道，这个我不能作证。”程世清接着说：“我确实向主席报告了此事，在我离开您之后。”面对程世清所述，与会的一众中央领导及相关部门人员并未提出任何疑问，即便是张春桥也保持沉默。

晚年少将程世清

在《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一书中，曾任中央警卫团副团长的张耀祠亦对程世清向毛泽东汇报的那一事件给予了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