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虹生：父亲张闻天不为人知的一面

与众多开国元勋的子女们在北京繁华之地的生活相比，张闻天的独子张虹生则选择在南京的宁静中安度时光。

沿着张虹生提供的地址寻至大钟新村，却未曾料想家中空无一人。直至老人的外孙放学归来，方才得知这原来是他的女儿居住之处，而老人本人并未居住于此。

我径直前往张老目前的住所。“你可能难以置信，这处居所正是我所租赁的。”张虹生一边说，一边观察着我对于这处简朴新居流露出的浓厚好奇。

访谈直至夜幕低垂。然而，关于张闻天的故事，我们仅触及了其表面。对于这位历经波折、思想丰富的历史伟人，我们理当给予更多的时间去深入了解。

翌日，我们得以继续。张虹生心中对父亲的记忆，逐渐变得愈发明晰。

“父亲去世后，骨灰盒上连名字都没有，而且没入殡仪馆正厅。”张虹生说，“父亲的日记交了上去，我自己也无法看了。思念起父亲，有时候想起的是伤心的往事。有时候想翻翻父亲的日记和读书笔记，但是，都已经不可触及了。”

1949年，张闻天、刘英、张虹生

历经调离外交部、离别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再到被遣送至广东肇庆，最终迁居无锡，这些变故接连不断，对张闻天而言，宛如一次次沉重的打击，他感受到自己的官职“步步退减”。

张虹生鲜少提及父亲。

我迟迟未曾动笔撰写关于父亲的篇章，这皆因母亲的叮嘱。她坚信，子女笔下的父母，其情感与说服力总显不足。

诚然如此，即便是我亲自执笔的自传，其中许多亦难以令人信服。首先，回顾往昔时，不免会以当下的标准去衡量过往；其次，某些部分或许过于自我标榜。

图书馆工作人员

10岁首次与父见面。

1939年，我于新疆迪化（即现今的乌鲁木齐）呱呱坠地。那时，我的父亲正身兼中共中央总书记要职，日理万机，勤勉不息。

自呱呱坠地之际，我便被送往迪化八路军办事处，托付于一位干部的母亲悉心照料我的成长。后来，母亲独自返回了延安。

1949年，随着东北局势的逐渐稳定，我终于在警卫人员的护送下得以与父母团聚。彼时，我已年满十岁。

自幼聆听众多英雄传奇，我沿路时常询问父亲是否担任司令一职。得知其身份为书记时，我连连摇头，心生不悦，终究觉得司令员更为称心，手握佩枪、骑乘骏马的形象，方显英雄本色。

1951年，张闻天、刘英、张虹生在北京

初次与父亲相见，我竟发现他既无盒式手枪相伴，亦无高头大马可供骑乘，心中不禁涌起一丝失望。

后来我发现，他和母亲每日乘坐小汽车往返于工作岗位，那汽车在我看来比我所乘坐过的马背摇篮更为舒适，因此心生向往，渴望亲自体验一番。然而，父亲却并未应允。

昔日家中设有勤务员、警卫员及保姆等，足以悉心照料我的起居，然而父母却不同意。

自小学五年级起，我不得不独立承担起生活的所有事务。那时的我，误以为他们对我如此严格的管教，是源于对我的一种不喜。

1979年，随着父亲的冤案得到平反，组织出于对政策的切实执行，特意安排我返回北京，以便能够同时照料母亲。

当时我心中迫切地想要返回北京，然而母亲却坚决反对。尽管调函已交至我手，母亲最终还是将其退回。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岁月里，实属罕见，可谓绝无仅有。

我素来不多言，毕竟这已成习惯。他们总以普通百姓为标准，若是百姓能够做到的，你便理当效仿；若是不行，便被视为思想上的特殊化。对此，他们尤为重视。

母亲调入中纪委后，对我的管束愈发严格，坚决不允许我享有任何特权，即便是职称评定也不例外，她都亲自过问。她坚信，只要工作成绩突出，无需主动申请，便“顺理成章”地会被选中。

在这二十余年的南京大学职业生涯中，我未曾主动申请过职称，亦未曾有幸顺理成章地获此荣誉。直至退休，我始终保持着图书馆一名平凡职工的身份。

我渐渐理解了父母。

历经新疆的劳动磨练，戴着“右倾坏学生”的标签，我才深刻领悟到，在大跃进的风波和庐山会议的争议中，父亲的观点并无不妥，他是对的。在辛勤劳作之余，我广泛借阅各类书籍，日积月累，我与父亲的思想观念逐渐趋向一致。

自1967年起，父亲便失去了工作。当我从新疆归来，他的父爱才真正展露无遗。他对我的生活关怀备至，深知我收入微薄，抚养子女的艰辛。在肇庆监管期间，他更是从每月的120元生活费中节省出15元，以此补贴家用。

平日里，他除了热衷于阅读与笔耕之外，亦乐于与我探讨问题，常会将我唤至他身旁。这份父爱，言语难以尽述，他对我既慈祥又温暖。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他却始终保持着严谨的态度，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亦不曾改变。

我并无任何属于父亲的遗物留存，它们都已捐赠。至于父亲后期的笔记、日记等手稿，我心怀保留之意。然而，母亲并不同意，认为不应私藏。捐赠之后，我也就无法再亲见那些日记。我非党员，无缘随意翻阅。

回望往昔，倘若文稿掌握于我手，便能让所需者随意复印，如此一来，对父亲研究的深度无疑将得到提升。然而，如今却面临着无法解密、不得查阅的困境。以父亲在外交部那段历史为例，外交部禁止查阅，原因在于其中涉及我父亲的外交理念和当时所执行的外交理念并不完全吻合。

谈及和平与战争的议题，我父亲坚信世界大势趋向和平。他常言，我们至少能够争取到10至20年的和平时光。一旦这10至20年的和平得以维持，那么世界大战的爆发将变得更加困难。而毛泽东同志则始终强调战争与备战的重要性。

实际上，我未曾翻阅过父亲的日记。他的日记数量颇多，其中最为珍贵的是那16本，它们详实记录了自庐山会议结束至经济研究所任职期间的点点滴滴。遗憾的是，在抄家事件中，这些日记被暂时封存，并且据传有部分已遗失。

在我心中，父亲的日子仿佛被一个“标准钟”牢牢刻印，平淡无奇。除了必要的社交应酬，一旦回到家中，他几乎总是深居简出，整日沉浸于书房之中，鲜少踏出家门半步。

每逢周末临行前，当我匆匆跑向父亲道别，往往只能隔着紧闭的房门，轻声吐出：“我去了。”良久，门内方才回应，声音低沉而遥远：“嗯，知道了。”

被遮蔽的领导人

回望父亲的一生，毛泽东的形象始终难以回避。

1934年1月，父亲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荣膺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翌月，于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又被选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的主席。

当时，我的父亲担任着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这一职位相当于现今的总理，他之下设有12个部门。

昔时，毛泽东身兼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主席之重任，同时亦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身居双职。我父亲继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之位，却令共产国际颇感不满。

共产国际对我父亲的态度始终颇为冷淡，他们常言，在我父亲在苏联期间，他的服从性便有所欠缺。

毛泽东之所以最终执掌大权，得益于他具备多项显著优势。首先，他在指挥战争方面表现卓越，远胜于我的父亲；其次，共产国际对他的支持始终如一。

毛泽东与张闻天于延安。

在中共党史的篇章中，曾记载了一段洛（即张闻天）与毛的紧密合作关系。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历史性召开标志着这一重要时刻。毛泽东曾言，若能争取到张闻天的支持，则问题便已解决大半。

在遵义会议的议程中，博古同志负责提交了正式报告，周恩来同志则担任了补充报告的陈述，而张闻天同志则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进行了反驳报告。随后，毛泽东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

在驳斥博古的汇报时，父亲对之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一反驳报告，正是毛张二人携手合作的结晶。鉴于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发表讲话时指出：

“若非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离出来，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将难以想象。”

然而，时至今日，仍有人宣称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实则不然，遵义会议并未真正确立他在党内或军事领域的领导地位。

在遵义会议上，众人推举我父亲担任总书记一职，然而，我父亲当时坚决推辞，屡次拒绝，因此，最终该会议并未作出这一决定。

在遵义会议上，得益于我父亲的推荐以及众人的鼎力支持，毛泽东才得以跻身政治局常委之列。在那四位常委中，他位居末席。

在我父亲抵达延安并就党的组织架构向共产国际进行汇报之际，他的表述亦然如此。

自1935年春季的遵义会议起，直至1938年秋季的六届六中全会，历时近四载，父亲始终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要职。

自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后，该职务方逐步移交给毛泽东。

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而自左至右，后排则分别是：陈云、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1997年3月22日，出席遵义会议的杨尚昆，时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与我母亲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并对这一关键历史事件进行了详尽的阐述。

杨尚昆说：

自遵义会议以来，不知诸位是否留意，曾有一段时日未见总书记的身影。

为何如此呢？原因在于闻天同志的谦逊，屡次婉拒。毛泽东同志亦自称在军事指挥方面更为得心应手。因此，此事便暂时被搁置。

经过20余日的拖延，情势已不容再缓，中央常委终作决断，闻天同志方才接手这一重任。彼时，张闻天同志担任总书记一职，深受全体同志的信赖与支持。

中央党史出版社于2005年8月发行的《张闻天图册》以“总书记岗位上的岁月”为题，清晰地记载了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的历史事实。

《张闻天传》的修订版特别增设了“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独立章节。此外，书中还附上了一则较详尽的注释，详列了张闻天、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杨尚昆、伍修权等六位参与遵义会议的成员，他们对张闻天担任总书记职位的观点，作为支撑这一论点的依据。

1938年盛夏的8月，王稼祥载誉归来，自苏联带回共产国际的明确指示，即中国共产党应围绕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着力解决党内团结的大局。

当时，毛泽东仅担任军委主席一职，尚未成为总书记。我的父亲便向毛泽东提出，愿意将总书记的职位拱手相让。然而，毛泽东却希望父亲能够继续担任总书记。

从那时起，父亲虽然形式上还主持中央会议，但实际权力都交给毛泽东。

1955年，毛张

我父亲与毛泽东的交接过程显得尤为顺畅。许多干部后来纷纷表示，我父亲在那个时期将权力移交于主席之手是正确的选择。那时正值战争年代，军事事务自然是重中之重。

有人提出说：不争权的张闻天为何在1938年与毛泽东关系恶化？其实父亲跟毛泽东并没有分裂，只是父亲反对他跟江青结婚而已。

毕竟婚姻乃个人之私，旁人不宜过多插手。经过深思熟虑，家父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亲笔致信一封。

你与贺子珍之间相处不合，选择离婚并无异议，若再次成婚亦属合理。然而，关于与江青的结合，希望你能深思熟虑。江青作为上海滩的知名演员，影响力颇大。此举对于党和国家，似乎都颇为不利。

听闻毛泽东阅毕此信后，即当众将之撕毁，言辞铿锵：“我明日便行婚事，岂容他人置喙！”翌日，他在供销社设宴两席，自是未曾将父亲列入邀请名单之中。

据《杨尚昆回忆张毛交恶》所述，尚昆叔叔透露，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对洛甫最为不满的，莫过于其反对他与江青结为连理。自此，二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直至彻底破裂。

关于此事，母亲曾对父亲有所言，她问道：“你为何要使用个人的名义来写信？何不借用中央的名义呢？”

张闻天、毛泽东、宋庆龄、周恩来、陈毅。

父亲的最后岁月

随着“文革”的序幕拉开，远在北京的父亲不幸屡遭批斗，长达523日的“监护”之苦。直至1969年10月，他的“监护”状态方才解除，随即被遣送到广东肇庆，开启了他在岭南的流放生涯。

在父母被送往广东肇庆接受软禁之际，上级下达了指令：张闻天的名字即刻停用，需另取化名，并对外严格保密。

父亲言道，既已化作凡尘，便以“张普”为名。“张普”这一别名，与他的一生相随，直至他蒙受不白之冤，含冤离世。

1973年，我探访了父亲。那时，他的冠心病已至晚期，日常活动仅限于隔日与保健医生对弈一局象棋，别无他事。我的到来，又勾起了他谈论国家经济政策的兴致。

在70年代，张虹生携妻子廖慰训及长女张东燕一同前往肇庆，专程探望张闻天与刘英。

如今回望，记忆中最深刻的画面莫过于我自肇庆归返新疆。他的不舍之情溢于言表，一直送我至中途，直至脚步蹒跚，无法前行。他坐在路边，喘息声大作，双手紧紧捂住胸口，面色呈现出不正常的紫色。

我独自前往码头，他始终站在那里，目光紧紧追随，目送我渐行渐远。我屡次回首，他依旧伫立原地，那是一种充满深意的凝视，一种令人心碎的凝视。

岁月流转，至今往事仍历历在目。昔日里，父亲却从未有过送我上学的习惯。

自1972年始，父亲屡次致信中央及毛泽东主席，恳请迁回北京就医，却如石沉大海，音讯全无；他又曾请求返回故乡上海安度晚年，然而亦未能获准。直至1975年4月，他再度致信，请求迁往邻近上海的苏州或无锡定居，方才如愿以偿。

然而，当他抵达无锡之际，他的生命之钟已接近尾声，仅余下不足一年的光阴。

1975年，我随父亲一同搬迁至无锡。转眼间，一个月的光景已过。紧接着，我将肩负着携带幼女重返新疆的重任。在启程前夕，父亲紧握着孙女的小手，反复道出：“真是万分不舍你远行啊。”然而，即便父亲心中万般不舍，却终究无法留住孙女。

一年后的7月1日，父亲不幸因心脏病突发离世。遵照其生前意愿，未能举行追悼会，而母亲精心准备的挽联上也仅能书写“献给老张同志”的字样。在骨灰盒上，亦未能使用“张闻天”之名，依旧沿用“张普”这一称呼。

1975年，张闻天及二女探亲。

当父亲不幸病危的消息从江苏省委的电报中传来，我正身陷遥远的新疆。心中预感不祥，我迅速请假，马不停蹄地踏上归途。

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等我抵达无锡时，父亲已离我而去十余日。作为他唯一的子女，我却未能目睹他最后的时刻，内心的悲痛使我几乎泪不能禁。

当我终于与母亲相见之际，父亲已然化为一盒骨灰，静卧于殡仪馆的杂物间中。

返回家中后的翌日，母亲领我前往瞻仰父亲的骨灰，安置于一间狭小的储藏室内，不得踏入宽敞的正厅。在那里，唯有他一人独居，被安置于一个私密的空间之中。

在那一天，父亲离我们而去，恰逢党的诞辰。而我的次女，也恰巧在这一天降临人世。